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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民國最著名的私營銀行

2015/7/26 13:27:44    作者:徐行    閱讀:10090    評論:0

    僅僅是三十余年的時間,淮安人周作民創造了中國近代史上金融界一個堪稱奇跡的金城神話。
  利潤與刺刀
  1926年,周作民被奉軍張學良部綁架,輿論大嘩。盡管有熊希齡、趙爾巽等大人物前往周旋,周作民還是付出40萬元的代價才獲得自由。對此,周作民稱:“我從刺刀上讀到銀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則—利潤必須分撥部分打磨刺刀!
  金城銀行成立后,應對時局,左右逢源,潛心經營,迅猛發展,“立志期成其為社會事業,懸此鵠的,相與努力,二十年來,有如一日”:僅僅三年,在華北即獲得了與鹽業、中南、大陸三銀行并肩的地位,“北四行”聲名鵲起,金城銀行脫穎而出;成立十年,金城銀行純益累計突破1000萬元。其間,與鹽業、中南、大陸銀行聯合,創辦營業事務所;設立四行準備庫,聯合發行鈔票;創設四行儲蓄會,在當時房地產熱中先后興建國際飯店、四行倉庫、虹口公寓、林肯坊等項目。
  從清末盛宣懷開辦官商合辦的中國通商銀行起,即開了“以官員身份為個人聚富”的頭。而民國時期的大商人,或從商而政,或從政而商,或政商通吃,周作民及金城銀行亦不例外。
  首先,金城銀行初創時,十之九是官僚的資本,金融、工商業者及一般散戶投資只占9.6%。如此“官僚資本”格局,周作民自然要盡量滿足投資者的利益,不然他的總經理焉能干得下去?再則,金城銀行最初確實熱衷于政府機關放款、鐵路放款和購入公債證券等回報率較高的業務。以周作民之精明,放著如此高收益的業務,他不可能見利不抓。此為金城銀行發展的第一步。
  接下來,隨著北洋政局的轉變,尤其是王郅隆和徐樹錚等安福系的垮臺,周作民乘機吸收中小股東。到1919年,股東戶數已增加到203戶,官僚以外的比重已占到17.90%。此外,周作民更是發明了“行股”,即以本行資金收購自身的股份。這一舉措,不僅使金城銀行所持股份達到12.84%,更形成了周作民總經理兼董事長獨立施政的格局。至此,金城銀行完成第二步“演化”,由“官僚銀行”逐步轉化成一家典型的民營商業銀行。
  近代的私營銀行,向有“北四行”和“南三行”之說!氨彼男小笔侵缚偛吭O在天津的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四家銀行;“南三行”是指南方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和浙江商業銀行。其實,當時的私營銀行生生滅滅,總數100家都不止。而金城銀行之所以能夠很快成為中國私營銀行業的翹楚,乃至獨占鰲頭,直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國字巨頭,除了其濃厚的官僚資本背景及苦心編織的官場網絡,還與周作民的經營作風有關。
  據金城銀行檔案史料及一些老人回憶,金城的經營之道大致可以歸納為:
  一是善應酬,為延攬客戶,經常與大客戶周旋,投其所好,交際費用則實報實銷。周作民的口頭禪是“小錢不出,大錢不來”。為了應酬便利,周作民從家鄉和紹興等地聘請了最好的廚師和酒師,天津上層圈子大多知道金城銀行的淮揚菜很純正,為此吸引了不少大客戶。
  二是給實惠,對存款大戶,往往許以高利息,并給予聯絡者及經辦有功人員回扣。為了吸引軍閥政客,金城銀行不僅制訂了靈活多樣的儲蓄方式,提供豐厚的利息,同時承諾替儲戶嚴格保密,吸引很多人將錢從外國銀行轉到金城銀行。
  三是處感情,周作民的一大本事,就是能把只有生意交往的人處成朋友,當年對倪嗣沖、王郅隆如此,如今更是屢試不爽。周經常在經理室殷勤接待大客戶,其氣氛如同友朋交際。
  四是樹信譽,周作民格外注意銀行的形象。據老職員董鐵生介紹,當年金城銀行的房子、庫房都十分講究,“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最先進的廁所,你解完了大便,自動地沖水、擦干。有這樣設施的在天津當時是頭一位”。
  五是重服務,金城銀行不僅是對大客戶優禮有加,對于普通客戶也多有便利。如規定對逾越時間來行辦事的人員,行員必須竭誠招待,不可借為推托,更不可倨傲、厭倦待人。
  投資于工商
  毛澤東談及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歷程時曾說:“有四個實業界人士不能忘記: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范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搞紡織工業的張謇!
  毛澤東稱頌的近代實業界“四巨頭”中,范旭東創辦的永利制堿公司和盧作孚創辦的民生實業公司,均與金城銀行有很大關系。周作民雖然八面玲瓏,手段多樣,但也明了如何與范旭東和盧作孚這樣方正高尚的人打交道。金城銀行在天津永利前景尚不明朗的時候就決定投資支持,甚至訂立了透支10萬元的合同,透支數額逐年增加。一向喜歡對所投資的企業直接管理的周作民,雖然擔任了一輩子永利的董事長,但對永利的事卻從不過問。范旭東常說與周作民協商借款無一次超過10分鐘。對此,周作民曾坦言:“范旭東這個人脾氣耿直,平時絕少遷就,對人從不敷衍,自信力很強,事業心很重,也守信用!
  周作民不是沒有自己的算計,他知道永利的價值,這個價值絕不僅僅在于賺錢多寡。他說:“我們金城在永利的投資從業務觀點來看,很不劃算,分的官紅利很少,可是永利事業的成功,對于金城來說,也大有好處,替我們做了很好的宣傳!边@不僅是周作民的經營之道,更是周作民的為人之道,他知道要“給予不同的人不同的東西”,而且懂得如何給予。
  銀行為百業樞紐,與政權的關系較其他行業更為緊密。在這方面,周作民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和非凡的政治嗅覺。1926年,北伐勝利前夕,周作民看好蔣介石,叫人送去40萬元勞軍,蔣介石說:“周作民不錯,我會記住他的!北毖笳畡倓偪迮_,他就設法到廬山面見蔣介石,呈上改革金融的具體方案,多次給宋子文獻計擘劃。從此,周作民政治上春風得意,順利搭上南方政權的列車,迎來了金城銀行十年黃金發展期。
  周作民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三井、三菱集團的發展,以及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融合作過深入研究。執掌金城銀行以后,周作民提出對民族工商業的放款要能“有助于工商業的發展,密切金融和實業的關系”。經過第一個十年(1917-1927)的潛心經營,第二個十年(1927-1937)的全面發展,金城銀行存款額已躍居民營商業銀行之首,放款和投資滲透到以“三白一黑”(即紡織、化工、面粉、煤礦)為代表的眾多領域,構筑了金城的商業王國。
  探討金城銀行的成功之道,不能不提到周作民的人才理念:“事業界之上者,以人才起,以人才興,事業界之下者,以資本起,以資本興,銀行業其好榜樣也。以人才而起者則其信用厚,資本雖乏,而吸收存款以充實營業資力者較易也,以資本而起者則其信用薄,資本雖多而吸收存款以充實營業資力者較難也,故論銀行營業之盛衰,均系乎人才,不盡于乎資本,資本者末也,人才者本也!边@段話,用于今日金融界,亦不過時。
  金城銀行總行最初設于天津,先后在京、滬、漢等15地開設分行。1936年1月將總行遷往上海,天津改為分行。1950年8月,周作民回歸大陸,成為金融界頭面人物中回歸的第一人,也是唯一回歸者。1952年12月,金城銀行參加天津金融業公私合營,與其他銀行合并組成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而今,同樣具有江浙和天津背景的金城銀行在天津復生,不僅是一種歷史的回歸,更可以視作一種百年的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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