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是三十余年的時間，淮安人周作民創造了中國近代史上金融界一個堪稱奇跡的金城神話。
　　利潤與刺刀
　　1926年，周作民被奉軍張學良部綁架，輿論大嘩。盡管有熊希齡、趙爾巽等大人物前往周旋，周作民還是付出40萬元的代價才獲得自由。對此，周作民稱：“我從刺刀上讀到銀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則—利潤必須分撥部分打磨刺刀�！�
　　金城銀行成立后，應對時局，左右逢源，潛心經營，迅猛發展，“立志期成其為社會事業，懸此鵠的，相與努力，二十年來，有如一日”：僅僅三年，在華北即獲得了與鹽業、中南、大陸三銀行并肩的地位，“北四行”聲名鵲起，金城銀行脫穎而出；成立十年，金城銀行純益累計突破1000萬元。其間，與鹽業、中南、大陸銀行聯合，創辦營業事務所；設立四行準備庫，聯合發行鈔票；創設四行儲蓄會，在當時房地產熱中先后興建國際飯店、四行倉庫、虹口公寓、林肯坊等項目。
　　從清末盛宣懷開辦官商合辦的中國通商銀行起，即開了“以官員身份為個人聚富”的頭。而民國時期的大商人，或從商而政，或從政而商，或政商通吃，周作民及金城銀行亦不例外。
　　首先，金城銀行初創時，十之九是官僚的資本，金融、工商業者及一般散戶投資只占9.6%。如此“官僚資本”格局，周作民自然要盡量滿足投資者的利益，不然他的總經理焉能干得下去？再則，金城銀行最初確實熱衷于政府機關放款、鐵路放款和購入公債證券等回報率較高的業務。以周作民之精明，放著如此高收益的業務，他不可能見利不抓。此為金城銀行發展的第一步。
　　接下來，隨著北洋政局的轉變，尤其是王郅隆和徐樹錚等安福系的垮臺，周作民乘機吸收中小股東。到1919年，股東戶數已增加到203戶，官僚以外的比重已占到17.90%。此外，周作民更是發明了“行股”，即以本行資金收購自身的股份。這一舉措，不僅使金城銀行所持股份達到12.84%，更形成了周作民總經理兼董事長獨立施政的格局。至此，金城銀行完成第二步“演化”，由“官僚銀行”逐步轉化成一家典型的民營商業銀行。
　　近代的私營銀行，向有“北四行”和“南三行”之說�！氨彼男小笔侵缚偛吭O在天津的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四家銀行；“南三行”是指南方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和浙江商業銀行。其實，當時的私營銀行生生滅滅，總數100家都不止。而金城銀行之所以能夠很快成為中國私營銀行業的翹楚，乃至獨占鰲頭，直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國字巨頭，除了其濃厚的官僚資本背景及苦心編織的官場網絡，還與周作民的經營作風有關。
　　據金城銀行檔案史料及一些老人回憶，金城的經營之道大致可以歸納為：
　　一是善應酬，為延攬客戶，經常與大客戶周旋，投其所好，交際費用則實報實銷。周作民的口頭禪是“小錢不出，大錢不來”。為了應酬便利，周作民從家鄉和紹興等地聘請了最好的廚師和酒師，天津上層圈子大多知道金城銀行的淮揚菜很純正，為此吸引了不少大客戶。
　　二是給實惠，對存款大戶，往往許以高利息，并給予聯絡者及經辦有功人員回扣。為了吸引軍閥政客，金城銀行不僅制訂了靈活多樣的儲蓄方式，提供豐厚的利息，同時承諾替儲戶嚴格保密，吸引很多人將錢從外國銀行轉到金城銀行。
　　三是處感情，周作民的一大本事，就是能把只有生意交往的人處成朋友，當年對倪嗣沖、王郅隆如此，如今更是屢試不爽。周經常在經理室殷勤接待大客戶，其氣氛如同友朋交際。
　　四是樹信譽，周作民格外注意銀行的形象。據老職員董鐵生介紹，當年金城銀行的房子、庫房都十分講究，“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最先進的廁所，你解完了大便，自動地沖水、擦干。有這樣設施的在天津當時是頭一位”。
　　五是重服務，金城銀行不僅是對大客戶優禮有加，對于普通客戶也多有便利。如規定對逾越時間來行辦事的人員，行員必須竭誠招待，不可借為推托，更不可倨傲、厭倦待人。
　　投資于工商
　　毛澤東談及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歷程時曾說：“有四個實業界人士不能忘記：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范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搞紡織工業的張謇�！�
　　毛澤東稱頌的近代實業界“四巨頭”中，范旭東創辦的永利制堿公司和盧作孚創辦的民生實業公司，均與金城銀行有很大關系。周作民雖然八面玲瓏，手段多樣，但也明了如何與范旭東和盧作孚這樣方正高尚的人打交道。金城銀行在天津永利前景尚不明朗的時候就決定投資支持，甚至訂立了透支10萬元的合同，透支數額逐年增加。一向喜歡對所投資的企業直接管理的周作民，雖然擔任了一輩子永利的董事長，但對永利的事卻從不過問。范旭東常說與周作民協商借款無一次超過10分鐘。對此，周作民曾坦言：“范旭東這個人脾氣耿直，平時絕少遷就，對人從不敷衍，自信力很強，事業心很重，也守信用�！�
　　周作民不是沒有自己的算計，他知道永利的價值，這個價值絕不僅僅在于賺錢多寡。他說：“我們金城在永利的投資從業務觀點來看，很不劃算，分的官紅利很少，可是永利事業的成功，對于金城來說，也大有好處，替我們做了很好的宣傳�！边@不僅是周作民的經營之道，更是周作民的為人之道，他知道要“給予不同的人不同的東西”，而且懂得如何給予。
　　銀行為百業樞紐，與政權的關系較其他行業更為緊密。在這方面，周作民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和非凡的政治嗅覺。1926年，北伐勝利前夕，周作民看好蔣介石，叫人送去40萬元勞軍，蔣介石說：“周作民不錯，我會記住他的�！北毖笳�府剛剛垮臺，他就設法到廬山面見蔣介石，呈上改革金融的具體方案，多次給宋子文獻計擘劃。從此，周作民政治上春風得意，順利搭上南方政權的列車，迎來了金城銀行十年黃金發展期。
　　周作民早年留學日本，對日本三井、三菱集團的發展，以及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融合作過深入研究。執掌金城銀行以后，周作民提出對民族工商業的放款要能“有助于工商業的發展，密切金融和實業的關系”。經過第一個十年（1917-1927）的潛心經營，第二個十年（1927-1937）的全面發展，金城銀行存款額已躍居民營商業銀行之首，放款和投資滲透到以“三白一黑”（即紡織、化工、面粉、煤礦）為代表的眾多領域，構筑了金城的商業王國。
　　探討金城銀行的成功之道，不能不提到周作民的人才理念：“事業界之上者，以人才起，以人才興，事業界之下者，以資本起，以資本興，銀行業其好榜樣也。以人才而起者則其信用厚，資本雖乏，而吸收存款以充實營業資力者較易也，以資本而起者則其信用薄，資本雖多而吸收存款以充實營業資力者較難也，故論銀行營業之盛衰，均系乎人才，不盡于乎資本，資本者末也，人才者本也�！边@段話，用于今日金融界，亦不過時。
　　金城銀行總行最初設于天津，先后在京、滬、漢等15地開設分行。1936年1月將總行遷往上海，天津改為分行。1950年8月，周作民回歸大陸，成為金融界頭面人物中回歸的第一人，也是唯一回歸者。1952年12月，金城銀行參加天津金融業公私合營，與其他銀行合并組成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而今，同樣具有江浙和天津背景的金城銀行在天津復生，不僅是一種歷史的回歸，更可以視作一種百年的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