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5年銀行家群體活躍于上海灘，到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面對白銀風潮整治金融業，期間二十年，是民國銀行家的黃金時代。無論是北洋時期抗拒政府停兌令的群體亮相，還是充當南京政府初期運轉的“錢袋子”，抑或成為公債風潮的中堅社會力量，銀行家意氣風發，銀行業日漸壯大。
    這是中國銀行家大有作為的二十年，也是中國商業銀行發展的黃金二十年。此間私營銀行保持著旺盛活力，企業家精神日漸生成，銀行家的獨立精神及人文關懷，至今令人懷念。
    銀行家群體崛起
    1915年，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銀行家群體的形成之年。
    在上海，“南三行”正掀開歷史新一頁：陳光甫為總經理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正式開業，葉景葵任董事長、蔣抑卮為常務董事的浙江興業銀行總部由杭州移滬，浙江地方實業銀行更名改組，其上海分行經理李銘正著手改革。
    這一年，擔任最有實力的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的張嘉璈，相繼結識了這些志同道合者——李銘、蔣抑卮、葉景葵、陳光甫，以及錢新之。對此，張嘉璈多年以后仍然難以忘懷：“一年之間，得結識如許金融人物，私衷極感興奮�！�
    當時，除葉景葵年紀較大之外，其他都曾留學國外攻讀經濟學金融學。其中，留日回國的張嘉璈年紀最小，才26歲；留美回國的陳光甫年齡最大，也僅34歲。
    這年7月，即上海銀行開業兩個月后，張嘉璈、李銘與陳光甫等發起銀行高管（經理、副經理）聚餐會，彼此聯絡感情，交換信息，發表看法。他們認為，中資銀行欲擴張業務，必須團結經營，并提出了成立銀行公會的設想，著手籌辦《銀行周報》，發出自己的聲音。
    隨著傳統權力結構的變化，掌握資本力量的銀行家開始覺醒，為謀求銀行業自身發展，不再只是“仰政府鼻息”。1916年，他們抗拒執行中央不當政令，上演了金融界的“東南互�！�。在此次反對袁世凱政權要求中行對其所發鈔票及應付款項停止兌付的事件中，中行上海分行與一批正在崛起的商業銀行采取了聯合行動。
    中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副經理張嘉璈為維護銀行信用、拒不執行中央法令時，陳光甫、李銘、蔣抑卮為了不使北京政府將宋、張就地免職，以法律為武器，分別代表中行持券人、股東和存戶，各請律師向法庭起訴宋、張二人。因為訴訟未判決期間，政府將不能逮捕宋、張。
    同時，中行股東成立商股聯合會，以張謇、葉景葵為正、副會長，錢新之為秘書長，將上海分行的抵制行動擴展為更大規模的抗爭。新興的銀行家們為使銀行“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保衛戰。正是成功抗拒停兌令，銀行家群體以獨立的姿態整體亮相，登上了歷史舞臺。
    在首都北京及近鄰天津，銀行家群體同樣在日益壯大。1915年，鹽業銀行、中孚銀行相繼在京城開業。日后成為著名銀行家的胡筆江此時正執掌交通銀行北京分行；周作民離開財政部加盟交行，開始了此后40年的銀行家生涯。
    1917年7月，當升任中行副總裁的張嘉璈北上就職時，吳鼎昌正接手鹽業銀行總經理，開始大刀闊斧地除舊布新；周作民出任總經理的金城銀行剛開業兩月……一年后，上海銀行公會、北京銀行公會相繼成立。新的社會群體——從事銀行經營管理的銀行家階層崛起。
    銀行家群體的形成與崛起，除了傳統權力結構、社會經濟成分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的發展契機，實業救國思潮和實踐的推動之外，便是新崛起的銀行家群體自身有開闊的視野、強烈的使命感、了解國內外銀行經營狀況，他們的不懈努力，迎來了中國銀行業發展的黃金時代。
    據統計，1915-1921年，全國新設銀行達124家，1921年華資銀行存款總額達5億元。以上海為業務經營與發展基地的“南三行”（上海銀行、浙江興業銀行與浙江實業銀行），和以華北為業務重心的“北四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與大陸銀行），以及被稱為“小三行”的3家官商合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四明銀行、中國實業銀行）等，共同構成近代中國商業銀行的中堅力量。
    作為推動銀行業繁榮的核心力量，此時銀行家有理想、有擔當�！胺�務社會”是其普遍信條，“輔助工商”為其重要經營理念。陳光甫提出：顧客是衣食父母；張嘉璈強調：顧客是永遠正確的；浙興銀行成立時即強調“以發展工商為原則”；周作民說：銀行與工商業本有絕大關系，工商業發達，銀行始可發達，故銀行對于工商業之投資，自系天職。
    新政權的“錢袋子”
    1926年7月，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對北洋軍閥早已失望的銀行家，紛紛將目光投向南方：北伐開始前即南下上海辦公的中行副總裁張嘉璈，不時密令一些分行以現款支持革命軍；北四行準備庫協理錢新之代表財經界秘赴漢口向蔣介石捐款；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也同樣看好蔣介石而獻金；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則是較早與蔣介石接觸、并秘密為其籌款的銀行家……
    1927年3月，蔣介石抵達上海后，以金融界人士為核心組成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陳光甫為主任，作為受蔣委派的籌款團體。4月初，蘇滬財委會與上海銀行公會、錢業公會簽署了月息7厘的首筆300萬元墊款；二十多天后，再次與銀錢兩業公會簽署月息7厘的300萬元墊款。
    南京政府的初期歲月，正是蘇滬財委會為蔣介石墊款、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二五庫券）3000萬元，為鞏固南京政府提供了最主要的財政基礎。
    在借款或承銷債券過程中，蔣介石與中行、浙興等銀行曾發生沖突。面對蔣介石的軍閥作風，宋漢章、張家璈、葉景葵和陳光甫等銀行家依然保持著相對獨立的一面。葉景葵明確表示，不愿承擔分配給浙興銀行的40萬元庫券認購任務；曾經抗拒袁世凱政權停兌令的宋漢章，同樣敢于堅持經營原則與蔣分庭抗禮。對蔣介石威逼中行墊款，陳光甫積極斡旋，并以請辭蘇滬財委會主任相爭，從而使蔣介石改變態度。
    與此同時，國債庫券正如人們所形容，它好似一根神奇的香腸：一頭養活了政府和軍隊，一頭喂飽了銀行家。公債利息高、折扣大，二五庫券月息七厘、五折計值，銀行只需付票面一半的錢，到期卻可收回票面的金額外加七厘利息，因而巨額公債的發行，將銀行的命運與政府捆在了一起。
    南京政府建立后，著名的銀行家中，除通商銀行董事長傅筱庵強力支持軍閥孫傳芳而遭蔣介石通緝，宋漢章、張嘉璈及葉景葵等因蔣介石的軍閥做派而有所沖突外，其他主要銀行家基本理順了與新政權的關系。銀行家的黃金時代沒有因南北政權更迭而中斷。新的政權開始時，他們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這一時期，張嘉璈、陳光甫等銀行家身上的現代意識、進取精神和民族主義熱情，推動著中國金融的現代化進程。新政權建立后，懷揣壯大銀行與關懷社會的理想，他們銳意改革、開拓創新。同時，剛建立的南京政權羽翼未豐，仍需銀行家們大力支持。因此，中國銀行業在南京政府前期繼續大步發展，銀行家的黃金時代依然在延續。
    “創業”第二波
    在中央銀行無所作為的北洋時代，私營銀行的崛起是軍閥混戰時期的重要表現。南京政府初期，受過西方經濟學系統訓練的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開始籌備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
    1928年11月，中央銀行在上海正式開業，宋子文兼任首任總裁。同時，南京政府制定、頒布了一系列金融法規，厘清金融市場運行秩序，進一步確立了新式銀行在金融業的主導地位。
    與蔣介石在北伐期間強迫籌集軍費的做法不同，宋子文允諾未來財政部將嚴限軍費開支，這使銀行家們深受鼓舞。面對新時代，銀行家們積極進取，拓展業務空間。
    1928年10月，按照張嘉璈的意愿，中行改組為政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張嘉璈任總經理。面對職能轉變，張嘉璈決定西天“取經”，使中行真正向國際看齊。從1929年5月開始，張嘉璈歷時10月，考察訪問英美日等18國，促成了中行歷史性的變革，并揭開中國銀行業邁向世界金融舞臺的序幕。
    多元化經營是南京政府時期大型商業銀行的普遍選擇。陳光甫銳意改革，不僅使上海銀行發展為國內最知名的私營銀行，其開設的中國旅行社同樣名聞天下；留學日本、有著財團夢的周作民和談荔孫，分別將其執掌的金城銀行和大陸銀行向多元化發展，打造多元的銀行控股集團。
    李銘實行專業化經營和差異化競爭，使浙江實業銀行成為專攻外企與外匯的著名商業銀行……
    “北四行”、“南三行”，“大三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小三行”等銀行日益壯大。在與占金融市場統治地位的錢莊和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中，中資銀行最終確立了中國金融市場的主體地位。
    社會中堅
    在中國金融現代化進程中，張嘉璈、陳光甫、李銘等銀行家，以國家富強和社會進步為基本取向，以發展壯大中國銀行業為己任，成為民族金融業崛起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這段時間內，他們中的很多人——張嘉璈、吳鼎昌、徐新六、陳光甫、李銘、談荔孫等，都不愿當官，而是抱定實業救國之志。
    不僅如此，他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面對政府當權者的不當行為，銀行家有勇氣站出來，成為領導社會的中堅力量。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金融市場動蕩，國家危難加重。面對寧粵政爭不斷，銀行家們強烈批評國民政府。1931年11月，上海銀行公會發表宣言稱：南京政府成立五年來，兵禍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災不能防，連黨國自身也不能保持完整。當此時局之下，必須結束紛爭，團結御侮。
    1932年1月，上海銀行公會公開反對國民政府提出的停付公債本息方案，率領債權人抗爭，最終迫使政府宣示維持公債庫券信用，就籌款總額與金融界達成諒解。
    “一？二八”事變發生后，南京政府財政與上海金融業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金融界同意公債利率減低，每月還本付息期限延長，但為防止此后類似事件發生，要求政府文告寫上“此乃政府與民眾維持債信、調劑金融之最后決定，一經令行，永為定案”。2月24日，南京政府正式頒令，實施成立以來的首次公債整理案。
    民國銀行業的鼎盛時期，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的1936年。但是，對民國銀行家來說，黃金時代則在1935年已經結束。這一年，在白銀風潮和國民政府金融統制政策雙重擠壓下，銀行遭受沉重打擊，銀行家群體開始節節敗退：領袖級人物張嘉璈和吳鼎昌雙雙淡出銀行界，“小三行”的通商銀行董事長傅筱庵、實業銀行總經理劉晦之、四明銀行總經理孫衡甫相繼離開銀行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銀行家更是備受摧殘。南京政府覆亡、新中國成立，曾經創造過輝煌的民國銀行家群體煙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