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金城銀行、大陸銀行、中南銀行、鹽業銀行
    金城銀行：創辦人周作民（1884－1955），原名維新，江蘇淮安人。自幼隨父讀書，15歲時轉入東文學堂讀書，師從著名學者羅振玉。早年留學日本，1908年在南京法政學堂任翻譯，后任民國財政部庫藏司科長，1913年任庫藏司司長。1915年任交通銀行總行稽核科科長又兼任國庫課主任。1935年任金城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谷諔馉帟r期在上海指揮金城銀行各地分行業務。1948年出走香港，1951年回到北京并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52年任公私合營銀行聯合董事會副董事長
    大陸銀行：創辦人談荔孫（1880-1933），江蘇淮安人，近代著名銀行家、金融先驅。1898年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學習，后官費留學日本。1908年4月回國任江南高、中兩等商業學堂教務長兼銀行學教習，后任大清銀行稽核。1912年任中國銀行計算局局長。1914年赴南京籌建中國銀行分行，兼任行長。1918年在天津創辦大陸銀行。

    四行倉庫從何而來？
    上海閘北區蘇州河北岸光復路1號，四行倉庫修繕工程正在緊張地進行中。
    這棟鋼筋混凝土制六層大廈是抗日戰爭中第一場大型會戰——淞滬會戰戰場遺址，因謝晉元和“八百壯士”在此堅守作戰而廣為人知。據悉，今年9月3日，經修繕恢復的四行倉庫將作為抗戰紀念地正式對公眾開放。
    四行倉庫始建于1930年代初，由中國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四家商業銀行——金城、中南、大陸、鹽業共同出資建設。
    這四家銀行之所以著名，不僅因為各自經營出色，還得益于一次前無古人的嘗試：聯合營業。1921年，鹽業、金城、中南達成聯營協議，“厚集資本，互通聲氣”，次年大陸銀行加入，四位總經理輪流主持聯合事務所。這是一次較為成功的銀行同業合作，四家銀行借此提高了信譽，擴展了業務。此后在金融界，中南、金城、鹽業、大陸四銀行被視為商業銀行之翹楚，有“北四行”之稱。
    四行聯營之初只是攜手對大企業放款，以后聯營項目逐漸增加。1922年四行聯合準備庫成立，自行印發鈔票（當時紙幣發行權未統一），且準備充足、信譽卓著；1931年設四行企業部和調查部，1936年又設四行信托部。
    與四行倉庫直接相關的是1923年成立的四行儲蓄會。當時有獎儲蓄盛行，但儲戶很難中獎，逐漸興味索然。而在四行儲蓄會，四行各出資25萬元作為基本儲金，保本保息，如有盈余便按一定比例給儲戶分紅。這個辦法新穎，吸引了大量儲戶。1934年四行儲蓄會的存款總額達到9223萬元，這在當時民族資本的儲蓄會中極為少見。
    1932年，四行儲蓄會耗資82萬元自建倉庫，以堆放客戶的抵押品和貨物等，名曰“四行倉庫”。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謝晉元團長曾率領“八百孤軍”在此與日軍作戰。四行倉庫遭日軍炮襲，“西面墻壁洞穿之處甚多”，“內存雜糧亦被燃燒”，但四行倉庫從此聞名全國，也使四行儲蓄會和“北四行”名聲大振。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國民政府即著手清理收復區的日偽產業和民營產業。然而，屬于四行儲蓄會的房產如虹口大樓、四行倉庫等，先后為國民政府軍政各機關接收占用，四行儲蓄會依法申請發還，但遲遲不見動靜，“公文往返厚乃盈尺，前后歷十閱月聲嘶力竭”，國民政府才陸續遷讓。
    直到1947年2月10日，四行儲蓄會才舉行第一次四行代表會議，處理收回的房產：“收回房屋中，最重要者為四行倉庫”，因為該庫“不但是孤軍抗戰最榮譽之史跡”，“益以中外貨運漸見暢通，倉庫需要彌覺殷切，當即隨收隨修”，修繕資金由四行儲蓄會從棧租收入中撥給。
    聯營總部在上海，為何稱“北四行”？
    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四行雖是商辦銀行，但在創立時各有背景，且與北京政府關系密切。
    鹽業銀行創立于1915年，創辦人為袁世凱的表弟張鎮芳、袁世凱的族侄袁乃寬。袁世凱在世時批準鹽業銀行官商合辦，有代理國庫之權，經辦鹽務收入。1916年袁世凱病死，銀行改為商辦。次年張勛復辟，張鎮芳出任議政大臣和度支部尚書，復辟失敗后張鎮芳遭到通緝，時為大股東的吳鼎昌遂出任鹽業銀行總經理。
    鹽業銀行總行初設于北京，于1928年8月移至天津，1934年6月遷至上海。
    金城銀行創立于1917年，總行設在天津，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漢口等地設立分支機構。創立初期軍閥、官僚的私人投資占90% 以上，以后才慢慢降低。
    創辦人淮安人周作民曾留學日本，后供職北洋政府財政部，任交通銀行總行稽核科科長等職，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銀行家之一。
    大陸銀行成立于1919年，總行設于天津。創辦人為時南京中國銀行經理，淮安人談荔孫。在創辦股本中，張勛占20%，退職大總統馮國璋占10%，兩淮鹽商占12%，政治背景同樣深厚。
    中南銀行由南洋華僑黃奕住在1921年投資創立，“南”即“南�！敝�意。股東有上海報業大亨史量才等人，具體經營事務則由總經理、原交通銀行北京分行經理胡筆江全權負責，總行設于上海。
    中南銀行是當時少數幾個有鈔票發行權的銀行之一，后來依托四行聯營的支持，信用愈發鞏固，紙幣發行成為中南銀行收益最大的一項業務。能夠爭取到鈔票發行權，與中南是僑資銀行關系很大，與胡筆江好友、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在北洋政府中的斡旋也密不可分。
    事實上，創辦于京津的金城、鹽業、大陸在南京政府時期已紛紛將經營重心南移，但人們習慣上仍將其視為北方的金融勢力。而在上海設立的中南銀行，由于總經理胡筆江與北方金融界人士關系密切，也被歸入“北四行”。
    與“北四行”對應的是“南三行”，即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風光一時的同業合作：發鈔票，造大樓
    一戰結束后，華資銀行的發展經歷了一段黃金時期，新設銀行不斷增加，競爭愈發激烈。同時，政治社會環境動蕩不安，商業銀行的生存環境得不到保障�！氨彼男小钡膸孜豢偨浝硭浇簧鹾V——胡筆江是周作民在交通銀行的老同事，談荔孫與周作民同是淮安人、少年時代兩度同學，談荔孫與吳鼎昌則是留日的同學——于是他們商量著通過合作和聯營來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
    1921年9月，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赴歐美考察，發現外國人創辦銀行不僅資本雄厚，而且“團體亦堅”，不像國內銀行界“各自為謀”，回國后即向中南銀行總經理胡筆江提議聯營，并很快得到另外兩家的響應。
    1921年11月30日，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在董事會上報告聯營事宜：“國家銀行實既不可恃為后盾，經營商業銀行自不得不與同業攜手�！边@里的“國家銀行”即指中國、交通兩行。在四行聯合發行之前， 他們向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領用紙幣兌換券，在此過程中受到種種制約，商業銀行感到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而聯營以后，四行聯合發行中南銀行鈔票，“所有責任仍由四行共同負之”。
    為樹立鈔票的信譽，四行準備庫對外宣傳有“十足現金準備”，即發行多少紙幣，準備庫里就有多少現銀和現洋，理論上隨時可以兌現。在實際操作中，因為四家銀行的有力支持，鈔票的信譽良好，流通也越來越廣。截至1935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統一貨幣，中南紙幣發行總額達到10300萬元，內流通券7228萬多元，已經超過當時作為“國家銀行”的交通銀行。紙幣發行帶來的聲望和利潤，可以視為四行聯營的一大功績。
四行儲蓄會從1930年開始投資房產，以45萬兩白銀的巨資購進位于上海市中心跑馬廳對面派克路（今黃河路）上的一塊地皮，建成“四行大廈”，又叫“國際飯店”。
    時任四行儲蓄會主任的吳鼎昌主要有兩個考慮：一是儲蓄會資金多、需要投資，而1931年前后最可靠的投資是房地產和外幣債券。但四行儲蓄會由于外匯債券過多己引起擔憂，而當時投資房地產的銀行和個人很多，地價猛漲，利潤觸手可及。二是高聳入云的摩天大廈是對儲戶最有吸引力的廣告，“在通商巨埠有相當房地產業”，也令儲戶比較安心。
    “四行大廈”交由著名的匈牙利籍建筑師鄔達克設計，高度要超過當時上海最高的建筑華懋公寓，體現四行儲蓄會“財大氣粗”、信譽可靠的形象，內部裝飾則要富麗堂皇、新穎別致。建成后的“四行大廈”不負眾望，氣派非凡。光是其地下一層的保險庫裝置就花費16萬元，其庫房建筑和設備采用了當時最新的設計，門上密碼可改換拼組50萬種。
    四行儲蓄會又籌資80萬元成立國際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廈內經營“國際飯店”，董事會成員除由四行高級職員擔任外，還邀請顏惠慶、王正廷、顧維鈞、施肇基、杜月笙等著名外交官和地方顯要加盟，擴大影響，確實吸引了大批新儲戶和儲蓄大戶。
    夭折的聯合銀行計劃：“商業銀行是沒有前途的”
    1935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實行幣制改革，發行“法幣”，所有商業銀行的紙幣發行權被取消，四行準備庫于是撤銷，中南紙幣不再流通。
    1947年9月，南京政府新公布《銀行法》，四行儲蓄會多有不合該法之處�！躲y行法》第一條規定，經營銀行業務必須為公司組織，而儲蓄會采用會員組織；第三十五條規定，銀行不得于規定利息外以津貼、贈與或其他給予方式吸引存款，因此儲蓄會對會員的分紅也是與《銀行法》不符的。這樣，儲蓄會必須改組。
    四行提出將儲蓄會和信托部改組為聯合商業儲蓄信托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并上報財政部，但聯合銀行的計劃最終還是夭折了。
    根據金融史學者杜恂誠的分析，夭折的原因有二：一則四行內部對總經理人選無法達成一致（談荔孫于1933年因腦溢血去世，胡筆江1938年遭日軍襲擊飛機失事遇難，同等資歷的人中，威望最高的吳鼎昌宣布不愿出任該職，周作民則因抗戰中有親日嫌疑等原因不能為各方接受）；二是南京國民政府當局對此事不支持。當時市場份額的絕大部分已為官辦金融機構攫去，商業銀行無足輕重，特別是在惡性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生存都是問題， 遑論發展。拿吳鼎昌的話來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是沒有前途的”。
    新中國成立后，對私營銀行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1952年，“北四行”與其他商業銀行合并，組成公司合營銀行。1955年，公私合營銀行的各地分支機構并入了當地的人民銀行。
    周作民和吳鼎昌均在1949年前后前往香港。1950年8月，吳鼎昌在香港去世，而周作民于1951年6月在政策感召下回到北京，在公私合營銀行聯合董事會中擔任副董事長，直到1955年因心臟病突發在上海去世。 

    資料來源：
    天津市檔案館、天津財經大學：《中南銀行檔案史料選編》[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銀行史料》[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杜恂誠：《短暫的旅途》[J]，《銀行家》，2003，6
    田興榮：《北四行聯營研究（1921-1952）》[D]，上海：復旦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