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一字文木，號粒民，安徽全椒人，出身于仕宦名門。22歲時，父親去世，家族內部因為財產和權力而展開了激烈的爭斗。經歷了這場變故，他由激憤變為任達放誕，將父親遺產揮霍殆盡，逐步落入貧困交加的境地。他在33歲時，變賣了在全椒的祖產，移家南京，開始了賣文生涯。吳敬梓也曾想走科舉榮身之路�？墒�，他以弱冠之年考取秀才之后，始終不能博得一第。29歲時，去滁州參加科考，因為他的狂放行為被稟報到試官那里，終以“文章大好人大怪”而落第。36歲時，曾被薦舉參加博學鴻詞科的考試，他參加了地方一級的考試，但到了要赴京應試時，卻以病辭。幾經波折，他對科舉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認識，不愿再走科舉仕進的道路。晚年，他常到淮揚訪友求助，后來就在揚州結束了他坎坷潦倒的一生。吳敬梓的作品涉及的領域有詩歌、散文和史學研究著作等，有《文木山房詩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過，確立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創作的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是后亦鮮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對該書予以高度評價。
    考略吳敬梓的生平，他在移家南京后不久即頻頻壯游江淮間。河下不僅與其有著很深的淵源，更對其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按程晉芳《文木先生傳》、陳美林《吳敬梓評傳》等著述明確記載，吳敬梓兩次到淮安河下，其主要目的是探訪文友程晉芳，以解家庭生計和燃眉之急，并得其精神慰藉。
    程晉芳（1718—1784），先名志鑰，又名廷璜，字魚門，號蕺園。自高祖時由歙業鹽來淮。雖然出生于“兩淮殷富”的鹽商家庭，但他在三兄弟中“獨愔愔好儒”，且為人豪爽，“性好施予”，招待四方來淮學者毫無吝色，各地學人樂與之結識交游。據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二《嚴東有詩序》，中有“始識，子時年二十四，吾嘗語子，以為子才可及，年不可及，今東有亦猶是也”這樣的語句，據此可以推知二人的初次相識當在乾隆六年（1741），其年吳41歲，程24歲。
    乾隆六年（1741）冬季，程晉芳熱情邀請剛訂交不久的吳敬梓到河下家中作客。吳敬梓欣然前往。在河下，兩人意氣相投，除了研究學問，又作賦吟詩，互相贈答，“愜意無間”�！段哪鞠壬鷤鳌吩疲骸靶劣希�1741）、壬戌間（1742），延至余家�！睋�此可以推知吳敬梓第一次離開河下的時間當在1742年春，還可以推知1741年的春節，吳敬梓是在河下程家度過的。
    乾隆八年（1743）至十四年（1749）之間，吳敬梓再度去河下程晉芳處相訪。這時他的生活越發困頓，不僅行囊如洗，連士子須臾不能離身的筆硯也沒有。程晉芳見此狀況問他何以困窘到這等地步，“此吾輩所倚以生，可暫離耶？”吳敬梓自我解嘲地笑答：“吾胸中自具筆墨，不煩是也�！保ㄒ�文見《文木先生傳》）這次在淮安程晉芳家的聚會雖無具體時間記載，但吳敬梓主要為尋求經濟資助而來，當不會逗留過長，即返回卜居地秦淮水亭。
    吳敬梓與程晉芳的交游，不僅在經濟上從程晉芳處多得贊助受益不少，更由于他在程晉芳家中曾生活過一段時日，而對河下鹽商的生活起居和個性愛好等，也不乏感性體驗，這一切都為吳敬梓創作《儒林外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生活素材。如小說中著意刻畫的驕奢淫逸的鹽商典型宋為富，其原型之一即出自河下程家。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以下簡稱《考略》）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四記載，指出：“《外史》所寫的宋為富，實際上就是淮北程家，敬梓取古語‘為富不仁’的意思，隱寓譏諷�！薄度辶滞馐贰分兴茉斓牧硪淮篼}商萬雪齋，也是匯聚了安麓村、淮北程氏鹽商等在內的鹽商驕奢豪華、糜爛腐朽生活的感性材料以提煉創造的鹽商典型“這一個”。而作者創作的正面富商的典型形象莊濯江，亦據何澤翰《考略》：“莊濯江是攝取程濟江的主要特征作為原型的”，“‘濯’與‘滸’字義相因”。程濟江即程晉芳父輩程夢星（號拼江），也為兩淮鹽商俊秀。又如被《儒林外史》中正面士人典型武書、杜少卿（原型為吳敬梓）極為稱贊的“女中豪俠”沈瓊枝，其原型即松江張宛玉，因“嫁于淮北程家，與夫不協，私行脫逃�！�…”（袁枚《隨園詩話》卷四），其人其事，當也系吳敬梓在與程晉芳等友人的交往中所耳聞，并獲友人程廷祚與他的書信（見程廷祚《青溪文集》卷六），而潛心搜集相關素材，據以改造加工和提煉，塑造出沈瓊枝這一光彩奪目的奇女子形象。
    作為吳敬梓的摯友，程晉芳對《儒林外史》的藝術成就作了高度評價。他賦詩贊其“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又說其“窮極文人情態”。同時，程晉芳所寫的關于吳敬梓的詩文是研究吳敬梓及《儒林外史》的重要資料，其中《文木先生傳》是唯一一篇同時代人所寫的傳記。通過這些資料，可以了解到吳敬梓的家世、生平際遇、思想性格、交游以及《儒林外史》的成書時間。由于相關資料極少，程晉芳的相關記載對于吳敬梓及《儒林外史》的研究顯得彌足珍貴。這也可以說是河下對吳敬梓及《儒林外史》這部名著的又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