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京杭運河南北貫通，商賈絡繹，征收過往船只、商品的關稅遂成為政府的稅收來源之一。鈔關作為京杭運河上的稅收關署，既是京杭運河暢通的產物，也是商稅制度在明代發展的必然結果。 
    鈔關的設置始于明宣德四年，名為鈔關，是因為它與當時流通的大明寶鈔密切相關。據《明史》載：公元1429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于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悉令納鈔”，鈔關之名由此而生。成化以后，鈔關開始折收銀兩，后雖幾經變化，但這一名稱始終未變。清沿明制，但將原有鈔關改稱常關，也統稱鈔關，因常關隸屬戶部管轄，亦稱戶關。 
    明代實行禁海政策，京杭大運河是全國南北商品流通的主干道。全國八大鈔關有七個設在運河沿線，由北至南依次為：崇文門（北京）、河西務（清代移至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蘇州城北）、北新（杭州）。其中臨清、北新兩關征收船料與貨稅，其他各關只征收船料。至萬歷年間，運河七關商稅共計31萬余兩，天啟年間增為42萬余兩，約占八大鈔關稅收總額的90％左右。清代前期，運河七關被全部保留下來，但至康熙年間，三藩平定，臺灣統一，清廷于康熙二十年（1684年）廢除海禁，原由運河展開的南北商品流通格局變為運道和海道并行，于是南北商品流通格局為之一變。京杭運河七大鈔關的稅收也遠不如明代，運額雖達140余萬兩，但在全國關稅額中所占比重卻逐漸下降，從清初的50％降至嘉慶年間的30％左右。咸豐五年（1855年），因黃河北徙，截流汶水，運道梗塞，河運停止十有余年，鈔關稅收受到很大影響。至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運河漕運停止，運河鈔關署治逐漸廢止。 
    鈔關的職能是進行稅務征收，包括征稅、稅則（制）和稅收分配幾個方面。其中征稅是鈔關的最主要職責，因明清社會變遷，船只攜帶的物品各有差異，所征稅款也因時就遷，各有等差。但總體看來，明清稅則變化不大，稅率基本穩定。每一個行商過關時，要親自填寫稅項，管關官員根據所填內容對不同種類的商品征收數目不等的稅款。如船料稅一項，明代主要依照船的規模征收，即所謂“每船百料，納鈔百貫”或“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清代修訂船料則例，課稅加重變細，如“里河并北河來五尺船，一只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二厘”。貨稅一般分衣物類、食物類、用物類、雜物類等四大類，主要是依據通關貨物之精粗、時價之高低來確定稅額，分別征收白銀一分、二分、一錢、二錢，至一兩、二兩不等。鈔關征收來的稅款大部分都要上繳戶部，用以賑濟災民、修建河堤、漕船等，余留的作為本關的經費、管關官員的俸銀等。同時政府還可定額撥解，將某些鈔關稅收撥解給其他相鄰貧窮省份或用作軍餉等等。關稅的專項利用，從一個側面表明關稅收入在國家財政中作用的增大。 
    鈔關稅收至關重要，管關官員的選拔與任用也備受朝廷重視，并因之逐步完善，尤其在差遣、稽考兩個方面管理力度不斷加大。明代鈔關始設時期，管關官員的任命、擔任期限、歸屬與管轄相對混亂，均無定制。至弘治年間，始由戶部固定派遣官吏管轄鈔關，隸屬于戶部貴州司。明中期，管關官員被中官（太監）所壟斷，一些中官坐守各地關卡，橫征暴斂，激化了商民與政府的矛盾，著名的臨清關“馬堂事件”就是典型事例。入清以后，選官或奉欽差，或放地方，時有更易。順治朝由戶部漢司官管理榷務，后改為滿漢兼管；康熙朝，因滿漢兼管制度弊病太多，造成榷務管理上的混亂，遂廢除兼管方式，由皇帝欽定一名監督到鈔關進行管理，一般推選內務府“操守好”的司員。由中央直接派遣的監督多是管轄重要鈔關，而一些稅收少的鈔關則由巡撫代管或地方官兼管。雍正朝至清末，清政府對各鈔關沿用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與地方政府代管的兩種管理模式。對稅官的考核以半年或一個季度為期限，稅官根據稅收征集的情況，題本專奏，說明盈虧原因。中央政府根據奏報情況及其實際操行進行考察，如果管關官員完不成規定的任務，則要根據數額的多少給予或降級，或賠補等不同的懲罰。盡管考核制度相對完善，但鈔關的腐敗仍然較為嚴重，尤其是乾隆以后，“私自放行、私自加稅”及“書丁舞弊侵害商民”的情況時有發生。 
    明清運河鈔關的設置以財政需要為目的，是政府利用稅收杠桿調節供求關系、收益分配關系的工具，同時運河鈔關的設置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政府不斷加大對稅關的管理，整頓鈔關內外環境，力圖從制度約束、考核檢查、強制力保障等多方面確保國家的控制和鈔關稅收功能的正常執行。乾隆時期，為撫恤民生或賑災的需要，曾三次不同程度對過往關卡的米麥等實行大規模的免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抑物價、刺激商品流通的作用。但是在稅收實際征收的過程中，由于存在著控而不嚴、利益分成不均、吏治腐敗、商品市場混亂等問題，關弊仍不斷出現。從中央的官僚到地方的士紳以及把關的胥役都想從中獲利。官府逐漸增加稅收機構和稅收項目，提高稅額和稅率；地方官僚士紳私立關卡、額外苛索；把關的胥役則與地方無賴勾結，隨意攔截征稅；在鈔關附近為行商準備的塌房、官店、私店等服務設施，也被官府和牙行壟斷……層層盤剝加重了商民的負擔，妨礙了商人的經營和商業的資本積累，從而部分地削弱了鈔關的經濟功能。 
    在具體的區域空間中，鈔關又與區域經濟網絡的建立和城鎮發展密切相關。首先，關署“事關政體”，是中央設在地方的直轄機構，由中央或地方派駐官員進行管理，并不斷加強軍事保衛措施，這不僅進一步提升了設關城市的政治地位，而且良好的治安環境也為商業的繁榮提供了保障。其次，鈔關都設在運河要沖之地，北京、杭州關分置運河南北，中間諸如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都是運河沿岸的重要城鎮，每到漕運盛時，“帆檣如林，百貨山積”，過往船只往往在等待過關驗收同時進行商品貿易，進一步加大了商品貿易的流轉。同時等待過關的行商往往在鈔關附近的塌房、官店、私店內居住，帶動了鈔關附近商業和服務設施的發展。便利的交通和繁榮的貿易促使運河各鈔關所在城鎮逐漸成為區域經濟中心和流通樞紐，并進而輻射、帶動了周邊區域經濟的發展。最后，鈔關的存在也一定程度上關涉到城鎮人口數量與結構性變化。管關官員和依附鈔關生存的胥役、關棍、牙商、腳夫等社會群體在城鎮中大量增加，在明清傳統戶籍控制政策松動和雇傭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大背景之下，這種依附關系部分地解決了破產農民、手工業者的生活來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