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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調糧:皇權意志下的奢華與任性

2016/11/13 20:39:21    作者:政協文史辦    閱讀:8435    評論:0

    細觀古代中國,總有一個很擰巴的事實,那就是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常!胺志印眱傻,南北天各一方。為了解決這種“相思”之苦,往往需要在二者之間建立一種聯結,如開鑿運河以貫通南北,著名的京杭大運河便是如此產物。南北江河相連,兩地牽手長飲“相思水”,如此的國家浪漫,讓國人也是醉了。然而,在這浪漫的背后,則是皇權意志下的奢華與任性。為了供養京師地區,運河便成為了向統治者輸送供給的專供渠道。其中,漕運調糧則是最主要也是最長久的一項浩大的國家工程。
    什么是漕運制度?
    歷代京師地點不同,但調糧的形式基本大同小異。京師作為都城,人口眾多,開銷巨大,皇室、官吏、軍隊、百姓都會對糧食產生巨大需求。無論是長安、開封,還是北京均是如此,長安從關東調糧,開封從江淮調糧,北京從東南調糧。在政權初建時,調糧尚少,如唐朝初年,每年調糧大概只有10萬-20萬石。隨著政權的穩固,機構越發臃腫,京師及周圍地區迅速膨脹,調糧也大幅猛增,一般都會達到400萬-500萬石,甚至會達到700萬石。古代一石換算成今天的計量單位為62.5公斤,500萬石就是31.25萬噸。
    那年月,沒有飛機、火車、汽車,長途運輸糧食只有走水運最劃算。海運風險大,內陸水運便成為首選。不是每一座京師都有河,沒問題,人工挖唄。實在不行,就水路走一截,陸路再走一段。水路為主,陸運為輔,于是,便誕生了漕運制度。
    明代宣德年間,漕運調糧達到頂峰,年調漕糧600萬石,主要來自江浙、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整個過程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征收、二是運輸、三是交倉。從征糧的各州縣到最終的北京通州交倉,大部分靠運河的運輸來完成。
    漕運調糧,輪船運輸,跨長江、越黃河,看似簡單,實則不易。最初是直接長途運輸至京師,但耗時長,風險大,后慢慢改為分段運輸。明永樂十三年,漕運調糧實行支運法。即從征糧地到淮安為一段,從淮安到濟寧為一段,從濟寧到北京為一段。每段的樞紐城市都建有大型存儲糧倉,逐段向北轉運調糧。
    運糧最初為民間負責,由當地糧長押運進京,后改為軍運,由各地的衛所軍負責。以至于后來逐漸形成了專門負責漕運調糧的部隊,如設立總督漕運總兵官、督運參將、漕運都御史等軍職,下轄13總,轄運軍12.7萬人。
    以清代為例,戶部云南清吏司統管全國漕運事務,在淮安設立漕運總督衙門,相當于漕運調糧辦公室。在北京和通州各設有一個倉場衙門和坐糧廳,在各征糧省設立糧道衙門,各州縣還要下設類似征糧辦公室的機構。有單位就有編制,各級別大小官吏遍地走,如監督巡查官、征收監兌官、押運官、領運官、催趲官、漕倉監收官。反正吃的是皇糧,神馬超編制、吃空餉都不在話下。
    漕運中的細節
    不管哪里的糧食,要想成為漕糧,必須經歷一個“選美”的過程,即要對米的質量進行精挑細選。首先要求米要干圓潔凈,而且無潮濕、沒有任何摻雜方可裝船,負責驗收糧食質量的監兌官對此要出具通關米結才算正式過關。一旦裝上船后,再有任何差錯,監兌官、領運官及押運人員都要承擔責任。如糧食驗收未過關,將對交糧的各州縣進行相應處罰。如果在驗收時,就米的質量發生爭執,監兌官要取樣封存,送漕運總督和巡撫進行鑒定。
    各地糧船在運河里往返,與如今的馬路沒啥區別。今天人們飽受堵車之苦,那時的運河上也會堵船。為了提高通行效率,清政府制定了嚴格的先后通行秩序。通行的先后次序以距離京師遠近排序,山東河南糧船在先,江浙次之,兩湖糧船在后,江西糧船在最后。如果南方各省的糧船與江浙的糧船同時進入港口碼頭,要優先讓江浙糧船通行。省有省的排序,一省之中也有先后次序。如浙江省,嘉興府第一,湖州府第二,杭州府第三。每個府的糧船還要進行編號,分為一二三四等幫。雖有嚴格的通行次序規定,但常有不守規矩者,搞得清政府屢次頒發禁令以強調秩序。
    開車有速度設定,糧船同樣也有。清政府對于糧船的每日航行里程都有嚴格的規定,如北上運糧,天津至通州段,每日航程順流為40里,逆流20里。各航行段,因載重、航道、逆流順流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限速。北上為順流,如直隸安陵至天津,航道暢通,約有578里,每日則限行58里,這個速度基本上已是最高速度。如此限定速度,主要是確保交糧日期,但存在航道與天氣及人為各種因素,交糧總是會拖延。尤其是干旱季節,糧船常會擱淺,往往還要派大量的拔船與纖夫去拖運。
    老百姓的沉重負擔
    調糧就需要糧船,負責漕運調糧的糧船都不是一般的小漁船,而是政府專門打造的大型商船。如此政府工程,自然造價不菲?滴跄觊g糧船最多,糧船共有1.4萬只,每艘船最少承載600石,最高可達1200石。而此時每條船的造價也由明成化年的120兩白銀增加至1000兩。明政府負責一半,清政府卻負責五分之一,其余全部自籌,甚至還要負責押運的漕軍承擔,沉重的負擔便轉嫁給了糧農。農民在交糧時,每石米甚至都要多交五六斗的耗米,而漕軍方面給出的理由則是路費開支及糧食損耗。
    除了法定的額外付出以外,百姓還要面對漕糧大小官吏的勒索。糧食交兌時要面對收糧、運糧官吏的勒索,名曰“幫費”。勒索也是巧立名目,各種名頭不少,就連一起吃飯喝酒也要算在內,叫“花經酒席”。運糧的漕軍還要面對中途各大小漕務官吏的勒索,上至漕督衙門、下至河壩小吏等各級干部們也是蠻拼的。到了通州終點站交糧時,還會被重重扒皮。如御道、遮攔、巡路、探筒、旗尉等各路“小鬼”都要討好。據統計,一年400萬石的漕糧調到京師,僅額外付出的費用就高達14萬兩白銀。
    漕運調糧的嚴重腐敗在清道光年間達到頂峰,大小官吏貪腐成風,各種幫費比清初時高出四十多倍,民怨沸騰,各種抗漕群體事件頻發。嘉慶四年十月,山東德平縣閻姓村民十幾人忍無可忍,持刀槍殺入縣衙,將知縣砍傷。一些百姓更是走上了漫漫的進京上訪路,嘉慶帝也是很無奈,多次批示,都收效甚微。咸豐年間,江浙等地爆發了多起大規模的抗漕運動。從此,漕運調糧不斷衰落,再也任性不起來。
    如今,退去奢華的京杭大運河變成了一條小河,有的地方甚至都已干枯無水,那些漕運調糧的任性往事更是猶如干涸的河床,早已被時代拋棄和遺忘。
End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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