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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中國古代交通史上的一段傳奇

2017/8/31 11:27:59    作者:金志庚    閱讀:14220    評論:0

    漕,以水轉谷也。
  漕運是我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耙运D谷”,即通過水道轉運糧食,將征自田賦的部分糧食轉運京師或指定的地方,以供朝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之為漕糧。漕糧運輸稱之為漕運,分為河運、水陸船運和海運三種,狹義的漕運即指通過自然河道或運河轉運漕糧。自大運河鑿通以后,漕運主要是通過大運河履行使命。作為地處大運河中段重要城市的淮安,能成為漕運的中樞,特別是明、清兩代均將漕運總督部院設在淮安,則是順理成章、實至名歸。
  漕運的起源很早,早在秦朝,秦始皇為攻打匈奴,即從山東向北河(內蒙)轉糧,攻打南越時,又鑿靈渠溝通湘江與珠江,向南轉運軍糧。楚漢相爭時,興漢三杰之一的蕭何,將關中糧食通過漕運以資軍用,到了漢武帝時,通過漕運轉運的糧食已達400萬石。到了隋代,隋煬帝在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夫差為北進中原而開鑿的邗溝基礎上,開鑿了大運河,并溝通了長江、黃河、淮河、錢塘江、海河五大水系,從此中國歷史上的漕運即進入大運河時代。
  漕運作為維系封建王朝的經濟命脈,當然要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早在唐、宋年代即在大運河中段的楚州(今淮安),設立了轉運使、發運使,到了明、清兩朝則設漕運總督部院,一般派從一品、正二品官員擔任漕督。明清兩代漕運總督共262任,其中明代122任,清代140任,清代的施世倫、琦善、穆阿張、恩壽等皇帝龐臣都擔任過漕運總督,總督衙門除其本部及下屬各種官吏,1790余公里的漕糧運輸,江、浙、鄂、贛、湘、豫、魯七省都歸其節制,運河上有1.2萬只漕船,12萬漕軍,沿運河設有糧倉數座,淮安的常盈倉,為大型漕糧中轉倉,常蓄150萬石糧食,堪稱天下糧倉。清代政府每年財政收入有7000萬兩銀子,其中5000萬兩是通過漕運完成的,故漕運總督可謂位高權重,名震一方。
  漕運堪稱封建王朝,特別是明清兩代最重要的經濟制度,不僅維系了朝廷生存的經濟命脈,還為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漕運連通了南北交通
  打開中國地圖,我國的水系走向一般都是東西向,長江、黃河、海河、錢塘江、濟水等,莫不如是,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的主題歌第一句就是:“大河向東流……”。因大海在我國的東部,故河流大多都是流向大海,而南北向的河流不多,而在古代交通,大多是通過陸路,即使騎馬,也要花時多日,運輸物品,車馬勞頓,成本很高。故朝廷為轉運糧食,依靠水運應是最佳選擇,但當時的都城都在中原地區,到了元明清三朝,又轉到北京,而地處南方的江、浙乃富庶之地,天下糧倉,能有一條貫通南北的河道,方能將糧食運轉京城。于是,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夫差為北進中原,便從揚州連接長江之水和沿途河湖,開鑿了一條人工河道,直達淮河之畔的淮安末口,古稱邗溝。但因淮河阻隔,到了淮安只能將貨物盤壩進入淮河,盡管成就了淮河南岸的北辰坊(河下)的繁盛,但仍不能貫通南北交通。到了隋代,那位殺兄霸母,荒淫無道的隋煬帝,品行不端,名聲不佳,但做了一件足可流傳千古的大好事,即就是開鑿了一條大運河,經歷代王朝不斷修筑,形成了從杭州到北京通州1800余里的京杭大運河,從此,連通了南北交通。特別是明代平江伯陳瑄在總督漕運時,從淮安古運河向西北打通直達淮陰碼頭清口的水道,貨船直接可進入淮河,則貨船無須再盤壩入淮了。從此,南北大運河一路暢通無阻。大運河的貫通,結束了由陸地運糧的弊病。大運河的貫通,不僅有利于漕運,更連接了南北交通,無論是隋煬帝南下揚州還是清康熙帝南巡,乾隆帝六下江南,無不是循運河南行,于國于民,裨益無限。
  漕運促進了文化交流
  大運河的貫通,不僅成就了漕運事業的興盛,也為兩岸的文化交流和傳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江南應是中國文化比較繁盛的地域,早在魏晉時學術研究成果就超越了北方。北宋時,南人考取進士的遠遠多過北方,到了明代,進士名額幾乎被南人壟斷,因此,明仁宗于洪熙元年(1425)制定了“南方取十之六,北方取十之四”政策。漕運沿途名人輩出,人文薈萃,許多文人學士多出自于漕運運河兩岸,很多文學作品的素材也多出自于漕運沿途。中國古代的四大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的背景都出之于此,且作者幾乎都是南方人,或曾生活于南方。僅漕運總督部院所在的淮安,其中《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的作者或為淮安人,或長期客居淮安,并在淮安完成他們的巨著。除《西游記》作者吳承恩生于斯,長于斯,就是《水滸傳》《三國演義》的作者施耐庵、羅貫中都長期客居淮安,他們的著書室至今仍保存完好。一說《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也是漕運沿線上的人,他的作品描寫的時空甚至語言同樣都來自于運河沿線地域!度詢膳摹分性S多故事,大多與運河線有關,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故事就發生于瓜州(今揚州境內),關漢卿的名劇《竇娥冤》的故事,就發生于當年的楚州(今淮安),今天淮安城內乃有一條竇娥巷!都t樓夢》第120回賈寶玉拜別賈政的故事就發生在常州的吡陵驛,《水滸傳》中的宋江曾任職楚州(今淮安),并與花榮、李逵、吳用死于楚州蓼兒洼,今淮安城還有蓼兒洼的地名遺存,就是宋江被朝廷招安后,率軍打方臘,也是沿運河邊上的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一路廝殺過去的。
  漕運留在運河沿線的歷史文化遺存可謂數不勝數,如蘇州楓橋邊上的寒山寺,一般寺廟大門都朝南,獨寒山寺朝西,為的方便過路香客乘船來朝拜進香。寒山寺因寒山和拾得二位名僧而得名,二人曾有一段對話,寒山問拾得:“世間有人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如何處之乎?”拾得答曰:“只要忍他,讓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笔莻髡f,還是戲說,但頗有哲理。
  文天祥抗元在杭州被俘,元軍用船沿運河押解其去北京,一路上曾留下許多詩篇,在無錫黃埠墩留下,“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的遺恨;路過常州戈橋時留下“蒼天如可問,尺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的慨嘆;過淮安時又寫下:“九月初二日,車馬發淮安。行行重行行,天地何不寬。煙火無一家,荒草青漫漫;腥绶簻婧,身坐玻璃盤。時時逢北人,什伍扶征鞍。云我戌江南,當軍身屬官。北人適吳楚,所憂地少寒。江南有游子,風雪上燕山”的詩句。歷代文人在漕運沿線留下的詩文可謂汗牛充棟。還有清康熙帝,乾隆帝南巡,每到一處都留下詩句,如康熙到淮安時寫詩《晚經淮陰》“淮水籠煙夜色橫,樓鴉不定樹頭鳴。紅燈十里帆檣滿,風送前舟奏樂聲!庇涗浟怂斈陙砘窗矔r,當地官紳迎駕的盛況,康熙在淮安城又留下《淮城曉霜聞雁》“天際晨光水月連,帶霜歸雁向前川。盂城曉發寒仍在,談笑春風雜紫煙!鼻≡陆,每次必到淮安,在淮安留下了16首詩,其中有一首專賜漕運總督楊錫紱:“漕轉由來大政關,得人久任謂卿閑。四星儲蓄天容與,千里北南歲往還。革弊深應體民隱,董媮兼欲恤丁艱。奉公盡職誠斯在,扈蹕儀文盡可刪!鼻〉搅随偨鹕剿,問法磐住持:“長老知道每天有多少條船來往嗎?”法磐答道:“只有兩條,一條為名,一條為利!鼻°等,為之折服,總而言之,無論是小說、話本、戲劇乃至詩詞,得運河之神,獲漕運之韻,文學戲劇作品數不勝數。
  漕運,帶動了城市繁榮
  大運河的貫通,漕運進入了大運河時代,漕運不僅成為維系封建王朝經濟發展的命脈,也影響了沿線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繁盛,更重要的是帶動了沿線城市的繁榮。
  打開中國地圖,我們可以看到大運河沿線布滿了一座座城市,這些城市得運河水滋潤,獲漕運之利沐浴,就如同一顆顆珍珠鑲嵌于運河兩岸。
  中國古代城市,大都集中于中原地區,比如洛陽、開封乃至秦漢時的古都西安,后得長江之利,沿江一些城市逐步形成,如重慶、武漢、南京等,到了大運河時期,運河沿線的都市立馬成了亮點。由南往北,最南邊的杭州,不僅成了南宋的都城,后又與運河線上另一城市蘇州,得“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美譽,接著就是無錫、常州這兩座城市,今天得國際大都市上海的輻射,加之又在京滬鐵路線上,現在的經濟實力已不容小覷,但那時也是舉足輕重。鎮江,既得長江之利,也得運河漕運之便,不僅為交通要塞,且留下許多名勝古跡。與鎮江隔江相望就是揚州。揚州應是漕運的重要關口城市,隋煬帝當年南下揚州,被后人戲說是為了看瓊花,其實駐揚州是為抵抗狼煙四起的反隋勢力。到了明、清時期,揚州又成為朝廷的鹽斤集散地,一時鹽商蜂擁而至,聲名大振。清乾隆帝南巡也必到揚州。當地已富可敵國的鹽商們竭盡巴結之能事,想方設法討皇帝的歡心,竟“吹!闭f揚州瘦西湖里也有一座與北京北海公園中相似的白塔,其實北海公園中的白塔乃是一座喇嘛教的建筑。為藏、滿、蒙、回等民族團結而建的,但在南方能有座白塔,乾隆當然感到驚奇,并提出要去看看。揚州鹽商們既將牛皮吹出去,未曾想皇帝真的要看,情急之下,竟連夜用白花花的食鹽壘成一座白塔,居然也騙得乾隆帝“龍心大悅”。是史實也罷,傳說也罷,你不能不佩服這些揚州鹽商們,不僅有錢,也有智慧,當然,揚州城無疑也因漕運而成為當時運河線上十分重要的都市。
  得漕運而致城市繁榮的當數淮安;窗参痪哟筮\河中段,明、清時設淮安府,曾轄兩州九縣,實為蘇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設漕運總督部院之后,又在清江浦設河道總督,人稱“天下九督,淮安獨占其二”。明宣德四年(1929),朝廷為疏通鈔法始設鈔關。即為官設稅務機關,淮安是時為七關之一,設在淮安板閘,鈔關(又稱榷關,在淮安稱淮關),其關官一般都是皇親國戚,故位高權重,淮安鈔關當時的規模,甚至超過淮安府衙。明初,朝廷在揚州設兩淮鹽運使司,淮北分司署駐漣水城,明中葉時因黃河奪淮入海,漣水遭洪水威脅,使掣驗所圮毀,于是將淮北鹽運分司署遷移淮安河下,當時全國有四大鹽商,三家都來到淮安。鹽商的到來,使“淮北商人環居萃處,天下鹽利淮為大”,以致河下成為堪比揚州之繁盛。單河下一處,私家園林就達100多處,當時人稱“一縣三關”,說的是山陽一縣就設有“漕關、鈔關、鹽關”三個國字號的關卡,當然也帶動了地方的經濟發展與城市繁榮,據《山陽縣志》載,“淮城內外,煙火數十萬家”,由此可知,當時淮安應有百萬居民,除了府衙、漕運總督部院,河道總督部院、鈔關、鹽關,還設大河衛,以及淮安府學、山陽縣學等教育部門和學校,以及多處官衙商鋪和名勝古跡,以致淮安城一下子成為與杭州、蘇州、揚州并列的運河線上四大都市之一的“壯麗東南第一州”。
  再向北即到徐州,徐州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故一直是古代、近代兵家展示雄才的古戰場,更因受楚漢文化影響和得漕運要塞之利,故徐州城當然地成了運河線上的重要都市。
  沿運河漕運沿線再向北,則到了濟寧、聊城、德州、天津,同樣是因漕運而促進了城市的繁榮。接著就到都城北京,北京通州就是運河的末端,當然更是漕運的目的地。元、明、清三代都在這里設立都城,其繁華為世界所矚目。
  漕運,影響了造船工業
  漕運,是通過水道轉運糧食,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當然是船只。明清時期,運河上有1.2萬只漕船。這些船只,當然需要許多造船廠制造,為下水方便,漕船制造廠都設在漕運河道沿線,而最有影響的則是位于兩淮(淮安、淮陰)之間的清江造船廠。
  明永樂遷都北京后,“百官衛士仰需江南”每年要通過大運河調運數百萬石糧食到北京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為明朝的軍國大計。明代漕船有海船和內河海船兩種,罷海運以后,主要是內河淺船,不僅設置專門機構督造,而且實行官造、官修制度,據《漕船志》載,永樂七年(1409),淮安、臨清肇建清江,五河二廠,“南京直隸、江西、湖廣、浙江各總里河淺船俱造于清江,遮詳海船并山東、北直隸三總淺船俱造于衛河!钡褰齑瑥S為造船業的百分之七十。明正德十六年(1521),刑科給事中田賦,又建議將衛河總運船俱歸隸清江廠。
  漕船廠為何要建設在淮安,因永樂初年江南糧餉都經淮安常盈倉轉運,更因當時淮安分天下之中,運河中段,北達河泗,南通大江,西接汝蔡,東近滄溟,乃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按瑥S之建,非但便于轉輸,實我國家一統之言于謨,萬世之長計也!笨梢,在淮安設船廠,主要是由淮安在漕運中的地位所決定的。
  清江造船廠,位于山陽(今淮安區)、清河(今清江浦區)二縣之間,永樂初年,平江伯陳瑄督漕,選兩縣之間的閑曠之地建蓋廠房,當時,清江造船廠有京衛、中都、直隸、衛河四個總廠,還設有多處分船廠,其中京衛廠有三十四廠,涉及南京親軍衛,南京五軍都督府所轄大部分衛所;中都廠有十二廠,直隸廠有十八廠,衛河廠下轄有大河廠,淮安廠,總計有八十二分船廠,另轄有建于清江浦運河上的板閘,移風閘、清江閘、福興閘、新莊閘,主要便于船運。
  造船當然需要材料,當時主要由楠木、杉木、松木、株木、雜木等打造,使用一定年限就要修理、改造,而改造年限主要依據船的木質而定,小壞則修理,大壞則改造,如松木五年一造,杉木十年一造,株、楠、雜木七年一造,而清江廠大多用楠木,為十年一造,這些材料都派造于諸省及各提舉司,直到成化十五年(1479)才停止各處派料,“議取抽分木價以充造船之需”。
  除木料以外,還需鐵釘、銅器、繩索、竹子等各種輔料,這又成就了靠近船廠的河下與造船業有關的產業,故河下至今仍有打銅巷、繩巷、鐵釘巷、竹巷等地名,實際上就是當年為造船服務的作坊,并以其行業命名。
  明初,對于一年要造多少只船,開始并無定數,隨著漕運之需不斷擴充,到了天順后,始定天下船數為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大都由清江造船廠分派各分船廠制造,如此數額,可見當年因漕運而影響了造船業的振興,同時也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就業,這些都應歸功于漕運。
  清光緒年間,由于黃河改道,運河淺梗,加之海運興起,陸路漸通,朝廷改變了漕運政策,及以銀、物代糧,于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終于曾影響了封建王朝經濟發展數百年的漕運大業從此落下了帷幕,但這段歷史,無疑是我國古代交通史上的一段傳奇,值得我們去研究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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