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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碣中的“淮陰城”

2019/7/28 11:36:23    作者:星辰    閱讀:13595    評論:0

 

漢韓侯祠藏碑

 

    2004年,由香港天馬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淮陰金石錄》一書中,刊載了豎立在淮安老城府市口“淮陰市”碑的正、反兩面照片。在說明文字中,這樣寫道:

 
    此碑建于唐代,原立在淮陰故城中(即今淮安市淮陰區碼頭鎮),明時被移立于淮安府市口,后損壞,存放在楚州區勺湖公園內。時年,淮安府又仿制一塊,現立于城內。

 
    在這段話中,“淮陰故城”后用括號主觀說明淮陰故城就在碼頭鎮,而楚州區即指今淮安區。根據今存大量淮安歷史文獻、地方志、碑刻等記載,《淮陰金石錄》一書所說,有失偏頗。

 

豎立于淮安城北門府市口的“淮陰市碑”


    一、由“淮陰市”碑說起
    首先,“淮陰市碑”并非唐碑。其碑身落款處有兩個人名,皆為明代人。古人喜歡信而好古,不至于將珍貴唐碑磨平,再鐫刻一塊與原碑同樣內容的碑。碑上兩個落款的人名,一為“知府王廷器重修”,另一為“東魯劉大文題”,雖都是明代人,但先后相差了100余年。
    王廷器,名瑜,字廷器。宣德八年(1433)任都指揮僉事鎮守淮安,充左副代陳瑄鎮淮安督漕運,累進左軍都督僉事。而劉大文是在150多年后的萬歷二十四年(1596)才來淮安擔任淮安府知府。碑中,王廷器并未擔任過知府,卻署稱“知府”,劉大文確是知府,卻只泛泛署了自己的籍貫地“東魯”。這是為何?一種說法是在宣德年間王廷器曾重修過此碑,而到了劉大文時,碑損重勒,并繼續署上王廷器之名。劉大文署王廷器為知府,或許是因為王廷器鎮守淮安時行使過知府的職能,也或者是古人的那種謙遜,才會有了這樣一個題署方式。所以,磨唐碑刻新字之事更不可能發生。
    其次,“淮陰市碑”并非從碼頭鎮“移立”到府市口。據前文所示,碑中出現的兩個人名都是明代人。一個是鎮守淮安的“權官”,一個是淮安府的“父母官”,兩個人的工作地點都在淮安城內。如果兩個人都在他們生活的時期重修過這塊碑的話,那更說明此碑之前就有已損之碑,并在原址重立。因損而修,幾次更迭。且府市口的“學名”就叫“淮陰市口”。若簡單表述,即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官員,為淮安城內的“淮陰市口”幾次修復了“淮陰市”碑。類似的事情,歷史上在淮安城內最平常不過!盎搓幨小北⒉皇敲,若與淮安城沒有聯系,不管是淮安人王廷器還是山東人劉大文,重修它為何?所以“移立”之說不足為信。

 

文革時期被紅衛兵砸斷的“淮陰市碑”


    第三,勺湖公園中的“淮陰市”殘碑是“文革”時期砸斷的,并非是封建時期,且“淮安府又仿制一塊立于城內”,純屬臆造。在淮安區北門大街與東門大街之間道路未拓寬前,此碑東西朝向貼于上坂街北首西側潘干臣家附屬房的東山墻,有碑樓,外觀類似土地廟,南側是潘干臣家正房北山墻。據說如此立碑方式,是因為過去碑立于十字路口時,因靠近漕運總督署、淮安府署,向北還有大河衛指揮使司等官衙,淮安城內大小官員行走到此落轎下馬極為不便,便被一任知府改為貼墻立放,此后進出“不必多禮”。1968年文革時期,“淮陰市”碑被認定為“四舊”之物,先是由紅衛兵用黃紙封蓋,后被砸毀運走,放于城北大隊市河邊作為水碼頭的墊腳石之用,直至1987年北門大街拓寬時,才找回此碑殘體。根據清晰可辨的殘文斷字以及碑后的“韓信故里”字樣,遂知此碑厚重的歷史價值。后妥善保存于勺湖碑林之中,供后人懷古瞻仰,并在府市口原碑舊址西北30米處仿照明代原貌復建“淮陰市”碑供后人訪古懷舊。

 

“淮陰市”殘碑背面“韓信故里”字樣

 
    第四,碑刻上的“市”也為后人引起了小小的誤會。古還沒有“市”這個行政單位,碑上的“市”僅是市口、市井、集市等之義。古人也根本預料不到解放后會有“淮陰市”這樣一個行政建制會出現在立碑之處西北20公里處。過去中國的這種行政建制體系,在今日本、韓國這樣傳統文化保存相對較好的國家,還能看到。即在省以下,“府”級別最高,其次是“縣”,“市”在縣之后。中國古代本也如此,是從民國以后發生變化的。
    那么,府市口豎起的“淮陰市”碑究竟有沒有為歷史記載添亂?其實只要了解一下古淮陰地名演變歷史,解放后淮安、淮陰地名之爭便全部化解。

 

 

乾隆皇帝南巡至淮安作《過淮安城》詩中云:“漢淮陰是晉山陽”


    二、碑碣中的“淮陰城”
    淮安市淮安區歷史上長期是縣、郡、州、路、府的所在地,政治地位衰落主要是從解放后成為縣級市開始的。而給今天人們造成地名混亂不堪的局面,又是源于民國初年的那次改名。1914年,民國政府改定重名縣,淮安鄰縣清河因與河北清河縣重名,便由清河縣改為了淮安地區最早的行政建制名稱——淮陰縣。如果沒有那次改名,可能后世也沒有淮陰、淮安地名之爭。解放后,曾為前清府城所在地的淮安縣劃歸鄰縣鹽城專區管轄。1952年,淮安縣又從鹽城專區劃歸淮陰專區,而這個淮陰專區駐地,正是淮安過去的臨縣清河。1970年,淮陰專區改稱淮陰地區,專署駐清江市(即原駐地)。由此,隨著“淮陰”地名的錯位,淮陰、淮安的政治地位也在發生著極其大的變化。此后,就有了古代文獻、碑刻上的文字記載與今天的行政區劃地名對不上的地方。
    在淮安區博物館,保存有大批珍貴碑刻。其中不少碑刻上都有“淮陰城”或“淮陰”字樣,或落款為“淮陰某某”。若按解放后的行政區劃理解,這些碑上所提到的“淮陰城”即指今淮安市清江浦區老城區,而“淮陰人”即為清江浦區以及淮陰區人。其實,這些碑上所表達的意思,并非是這樣。

 

《福建天后宮碑記》中記載其位置位于“淮陰城北蓮花街”,即今天河下蓮花街


    碑一:《福建天后宮碑記》,高1.37米,寬0.7米。在第4行寫道:

 
    置買市房田地,于丙戌年春淮陰城北蓮花街舊址,重建圣母宮殿。市房余資,以備春秋祭祀之需。


    這段碑文中有“淮陰城”三字出現,但緊隨其后有明確的道路名,即便現在人來看,也能輕松分辨出碑文中的“淮陰城”是哪里。碑上清晰寫著蓮花街的位置在淮陰城北(即淮安城北),而這蓮花街上重建的天后宮,正是河下歷史上的一處廟宇。改革開放后,該碑從蕭湖移至勺湖碑園中保存,也不是一塊碑從淮陰區“移至”淮安城內的碑。

 

《節孝徐先生祠墓志》中表述了其墓位置:淮陰舊城東門外(即今淮安區城東)


    碑二:《節孝徐先生祠墓志》,高2.9米,寬0.92米。此碑碑文部分磨損,在第10行寫道:

 
    淮陰舊城東門外□三里前□祠肖先生像右前雙冢為先生父母……


    此碑原立于淮安城東徐節孝墓神道旁,為盤龍頭御制碑!拔母铩逼陂g,徐節孝墓被毀,此碑遂被移走,放置于城東鄉閘口村馮陳組魚塘邊作石跳板。今存于淮安區博物館。
    徐節孝即徐積(1028—1103),字仲車,北宋治平四年(1067)進士,聾人教官。3歲時父親去世后,因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勿踐。母親去世時,他在墓地守孝3年,哭不絕音。崇寧二年(1103)去世后歸葬淮安城東。政和六年(1116)賜謚“節孝處士”。家鄉建“徐節孝祠”,歷代均有修繕!豆澬⑿煜壬裟怪尽繁_頭闡述了墓當時的情況。因位于淮安老城(還有新城、夾城)之東,即稱為“淮陰舊城東門外”。

 

老淮安古代文人雅士署名多用“淮陰”作為籍貫,圖為吳承恩《圣井銘并序》碑


    三、民國之前的“淮陰城”就是淮安城
    淮安區歷史上長期是縣、郡、州、路、府的治所,雖各個時期境內建置分分合合,但最終山陽城(即淮安城)成為了傳承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載體。無論是秦漢時期最早的淮陰縣,還是后來新設的淮陰縣至元代并入山陽,都是這塊熱土上重要的歷史沿革。據萬歷《淮安府志》中載,“山陽淮陰故城”是淮安首位古跡。之外,歷史上淮安城附近還有我們熟悉的韓信城、新城縣城、故倉城、劉王城、韓王城等等大小城。它們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存在時間不長,而并不被太多的人所熟知。尤其是在一段歷史時期當中,我們今天熟知的淮陰縣、山陽縣、淮安縣三縣并列存在,但最終劃歸成為山陽大縣,并在政治歸一之后,成為地區施政中心。

 

《禹貢九州圖》中的“淮陰”即《大清國道程圖》中的“淮安”


    在各種記載中,秦漢時期的淮陰故城均在山陽城西,雖至今沒有任何考古發現,但根據歷史地圖和記載推斷,淮陰故城位置應在今清江浦區城南及淮安區向西的廣大地區。因為這片區域長期為山陽縣所轄,直至解放后行政區劃才有所調整,所以在此境內的淮陰故城,就被萬歷《淮安府志》中稱為“山陽淮陰故城”。作為淮安境內最早的建制單位,山陽縣承接過秦漢淮陰故縣(元代劃入山陽縣的淮陰為后設,非秦漢淮陰故縣)的政治延續,故明清時期大量的書籍、文獻、信札、碑刻、書法作品中稱淮安城為“淮陰城”,山陽人則署稱“淮陰”人。出現這樣的現象,正是文人信而好古的性格特征所造成的。也正因如此,造成了如今淮安地名、行政區劃調整后的諸多不變與混亂。特別喜署“淮陰”之名的邊壽民、關天培、邱心如、吳鞠通等人,在如今都變成了今天的淮安市淮陰區人。
    盡管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看淮安歷史,一提到“淮陰”二字就有點亂,會和如今的淮陰有所混淆,但其實這在古代是根本沒有的事兒。乾隆皇帝南巡過淮安時能寫出“漢淮陰是晉山陽”之句,就說明他善于讀書,且除了國家大事也了解地方歷史。

 

《缽池山志》中有對板閘缽池山愛蓮亭的位置記載:“距淮陰城北十五里”,“淮陰”即指今淮安區


    即便過去淮安人都稱呼自己為“淮陰人”,稱呼淮安城為“淮陰城”,但淮安人也并不忌諱在地方志中準確、客觀的記載“淮陰”“山陽”等地名的歷史沿革和地理位置。如萬歷《淮安府志》載:“淮陰故城在治西北四十里”,乾隆《淮安府志》載:“淮陰故城在清河縣東南五里”,光緒《淮安府志》載:“射陽故城在縣(山陽)東南”“山陽故城在治(今淮城)南”“新城故城在治西三十里”等等;窗矚v史上這些較早的行政建制單位,幾乎都不在今天的行政建制單位駐地。而在封建時期大一統之后,趨于穩定的政治中心,淮安選擇了山陽縣,且這些歷史古城又都在所轄境內,所以最早的“淮陰”,成為了根本和尚古的對象。 
    當然,大多數山陽文人尚古“淮陰”,也有尚古“射陽”的,吳承恩就是其中一個。但那時周邊臨縣地區卻不用“淮陰”之名尚古,他們大都直接用縣名署籍。如咸豐年間《重修文通塔記》碑中落款便署稱“湖北巡撫、清河龔裕撰”。

 

清河縣原為泗州清河軍,南宋咸淳九年(1273)始建縣


    《淮陰金石錄》一書,主要記錄了今淮陰區(即古代清河縣)為主的碑刻,并收錄淮安區部分有“淮陰”字樣碑刻。實際上早在清末時,從淮安走出的國學大師羅振玉就曾編過一本《淮陰金石僅存錄》,但記載均為山陽縣的各類金石碑刻,是研究淮安城碑刻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

 

在民國初年印制的中國全圖上,清河縣所更新名“淮陰”下方還括注“清江浦”字樣,以防更名帶來不便


    除了碑刻、書籍等載體,山陽縣過去的驛站就被定名為“淮陰驛”。同時期,清河縣的驛站定名“清口驛”。由此可見,在明清時期的淮安府或是山陽縣,廣泛使用“淮陰”之名,已經不僅僅只是民間個人行為,這也得到了官署衙門的認可。
    直至持續到民國后,因為“淮陰”地名的重現和錯位,才使得淮安人使用“淮陰”之名的這種習慣有了變化,并逐步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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