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韓侯祠藏碑

 

    2004年，由香港天馬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淮陰金石錄》一書中，刊載了豎立在淮安老城府市口“淮陰市”碑的正、反兩面照片。在說明文字中，這樣寫道：

 
    此碑建于唐代，原立在淮陰故城中（即今淮安市淮陰區碼頭鎮），明時被移立于淮安府市口，后損壞，存放在楚州區勺湖公園內。時年，淮安府又仿制一塊，現立于城內。

 
    在這段話中，“淮陰故城”后用括號主觀說明淮陰故城就在碼頭鎮，而楚州區即指今淮安區。根據今存大量淮安歷史文獻、地方志、碑刻等記載，《淮陰金石錄》一書所說，有失偏頗。

 

豎立于淮安城北門府市口的“淮陰市碑”

    一、由“淮陰市”碑說起
    首先，“淮陰市碑”并非唐碑。其碑身落款處有兩個人名，皆為明代人。古人喜歡信而好古，不至于將珍貴唐碑磨平，再鐫刻一塊與原碑同樣內容的碑。碑上兩個落款的人名，一為“知府王廷器重修”，另一為“東魯劉大文題”，雖都是明代人，但先后相差了100余年。
    王廷器，名瑜，字廷器。宣德八年（1433）任都指揮僉事鎮守淮安，充左副代陳瑄鎮淮安督漕運，累進左軍都督僉事。而劉大文是在150多年后的萬歷二十四年（1596）才來淮安擔任淮安府知府。碑中，王廷器并未擔任過知府，卻署稱“知府”，劉大文確是知府，卻只泛泛署了自己的籍貫地“東魯”。這是為何？一種說法是在宣德年間王廷器曾重修過此碑，而到了劉大文時，碑損重勒，并繼續署上王廷器之名。劉大文署王廷器為知府，或許是因為王廷器鎮守淮安時行使過知府的職能，也或者是古人的那種謙遜，才會有了這樣一個題署方式。所以，磨唐碑刻新字之事更不可能發生。
    其次，“淮陰市碑”并非從碼頭鎮“移立”到府市口。據前文所示，碑中出現的兩個人名都是明代人。一個是鎮守淮安的“權官”，一個是淮安府的“父母官”，兩個人的工作地點都在淮安城內。如果兩個人都在他們生活的時期重修過這塊碑的話，那更說明此碑之前就有已損之碑，并在原址重立。因損而修，幾次更迭。且府市口的“學名”就叫“淮陰市口”。若簡單表述，即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官員，為淮安城內的“淮陰市口”幾次修復了“淮陰市”碑。類似的事情，歷史上在淮安城內最平常不過�！盎搓幨小北�并不是名碑名刻，若與淮安城沒有聯系，不管是淮安人王廷器還是山東人劉大文，重修它為何？所以“移立”之說不足為信。

 

文革時期被紅衛兵砸斷的“淮陰市碑”

    第三，勺湖公園中的“淮陰市”殘碑是“文革”時期砸斷的，并非是封建時期，且“淮安府又仿制一塊立于城內”，純屬臆造。在淮安區北門大街與東門大街之間道路未拓寬前，此碑東西朝向貼于上坂街北首西側潘干臣家附屬房的東山墻，有碑樓，外觀類似土地廟，南側是潘干臣家正房北山墻。據說如此立碑方式，是因為過去碑立于十字路口時，因靠近漕運總督署、淮安府署，向北還有大河衛指揮使司等官衙，淮安城內大小官員行走到此落轎下馬極為不便，便被一任知府改為貼墻立放，此后進出“不必多禮”。1968年文革時期，“淮陰市”碑被認定為“四舊”之物，先是由紅衛兵用黃紙封蓋，后被砸毀運走，放于城北大隊市河邊作為水碼頭的墊腳石之用，直至1987年北門大街拓寬時，才找回此碑殘體。根據清晰可辨的殘文斷字以及碑后的“韓信故里”字樣，遂知此碑厚重的歷史價值。后妥善保存于勺湖碑林之中，供后人懷古瞻仰，并在府市口原碑舊址西北30米處仿照明代原貌復建“淮陰市”碑供后人訪古懷舊。

 

“淮陰市”殘碑背面“韓信故里”字樣

 
    第四，碑刻上的“市”也為后人引起了小小的誤會。古還沒有“市”這個行政單位，碑上的“市”僅是市口、市井、集市等之義。古人也根本預料不到解放后會有“淮陰市”這樣一個行政建制會出現在立碑之處西北20公里處。過去中國的這種行政建制體系，在今日本、韓國這樣傳統文化保存相對較好的國家，還能看到。即在省以下，“府”級別最高，其次是“縣”，“市”在縣之后。中國古代本也如此，是從民國以后發生變化的。
    那么，府市口豎起的“淮陰市”碑究竟有沒有為歷史記載添亂？其實只要了解一下古淮陰地名演變歷史，解放后淮安、淮陰地名之爭便全部化解。

 

 

乾隆皇帝南巡至淮安作《過淮安城》詩中云：“漢淮陰是晉山陽”

    二、碑碣中的“淮陰城”
    淮安市淮安區歷史上長期是縣、郡、州、路、府的所在地，政治地位衰落主要是從解放后成為縣級市開始的。而給今天人們造成地名混亂不堪的局面，又是源于民國初年的那次改名。1914年，民國政府改定重名縣，淮安鄰縣清河因與河北清河縣重名，便由清河縣改為了淮安地區最早的行政建制名稱——淮陰縣。如果沒有那次改名，可能后世也沒有淮陰、淮安地名之爭。解放后，曾為前清府城所在地的淮安縣劃歸鄰縣鹽城專區管轄。1952年，淮安縣又從鹽城專區劃歸淮陰專區，而這個淮陰專區駐地，正是淮安過去的臨縣清河。1970年，淮陰專區改稱淮陰地區，專署駐清江市（即原駐地）。由此，隨著“淮陰”地名的錯位，淮陰、淮安的政治地位也在發生著極其大的變化。此后，就有了古代文獻、碑刻上的文字記載與今天的行政區劃地名對不上的地方。
    在淮安區博物館，保存有大批珍貴碑刻。其中不少碑刻上都有“淮陰城”或“淮陰”字樣，或落款為“淮陰某某”。若按解放后的行政區劃理解，這些碑上所提到的“淮陰城”即指今淮安市清江浦區老城區，而“淮陰人”即為清江浦區以及淮陰區人。其實，這些碑上所表達的意思，并非是這樣。

 

《福建天后宮碑記》中記載其位置位于“淮陰城北蓮花街”，即今天河下蓮花街

    碑一：《福建天后宮碑記》，高1.37米，寬0.7米。在第4行寫道：

 
    置買市房田地，于丙戌年春淮陰城北蓮花街舊址，重建圣母宮殿。市房余資，以備春秋祭祀之需。

    這段碑文中有“淮陰城”三字出現，但緊隨其后有明確的道路名，即便現在人來看，也能輕松分辨出碑文中的“淮陰城”是哪里。碑上清晰寫著蓮花街的位置在淮陰城北（即淮安城北），而這蓮花街上重建的天后宮，正是河下歷史上的一處廟宇。改革開放后，該碑從蕭湖移至勺湖碑園中保存，也不是一塊碑從淮陰區“移至”淮安城內的碑。

 

《節孝徐先生祠墓志》中表述了其墓位置：淮陰舊城東門外（即今淮安區城東）

    碑二：《節孝徐先生祠墓志》，高2.9米，寬0.92米。此碑碑文部分磨損，在第10行寫道：

 
    淮陰舊城東門外□三里前□祠肖先生像右前雙冢為先生父母……

    此碑原立于淮安城東徐節孝墓神道旁，為盤龍頭御制碑�！拔母铩逼陂g，徐節孝墓被毀，此碑遂被移走，放置于城東鄉閘口村馮陳組魚塘邊作石跳板。今存于淮安區博物館。
    徐節孝即徐積（1028—1103），字仲車，北宋治平四年（1067）進士，聾人教官。3歲時父親去世后，因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勿踐。母親去世時，他在墓地守孝3年，哭不絕音。崇寧二年（1103）去世后歸葬淮安城東。政和六年（1116）賜謚“節孝處士”。家鄉建“徐節孝祠”，歷代均有修繕�！豆澬⑿煜壬�祠墓志》碑開頭闡述了墓當時的情況。因位于淮安老城（還有新城、夾城）之東，即稱為“淮陰舊城東門外”。

 

老淮安古代文人雅士署名多用“淮陰”作為籍貫，圖為吳承恩《圣井銘并序》碑

    三、民國之前的“淮陰城”就是淮安城
    淮安區歷史上長期是縣、郡、州、路、府的治所，雖各個時期境內建置分分合合，但最終山陽城（即淮安城）成為了傳承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載體。無論是秦漢時期最早的淮陰縣，還是后來新設的淮陰縣至元代并入山陽，都是這塊熱土上重要的歷史沿革。據萬歷《淮安府志》中載，“山陽淮陰故城”是淮安首位古跡。之外，歷史上淮安城附近還有我們熟悉的韓信城、新城縣城、故倉城、劉王城、韓王城等等大小城。它們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存在時間不長，而并不被太多的人所熟知。尤其是在一段歷史時期當中，我們今天熟知的淮陰縣、山陽縣、淮安縣三縣并列存在，但最終劃歸成為山陽大縣，并在政治歸一之后，成為地區施政中心。

 

《禹貢九州圖》中的“淮陰”即《大清國道程圖》中的“淮安”

    在各種記載中，秦漢時期的淮陰故城均在山陽城西，雖至今沒有任何考古發現，但根據歷史地圖和記載推斷，淮陰故城位置應在今清江浦區城南及淮安區向西的廣大地區。因為這片區域長期為山陽縣所轄，直至解放后行政區劃才有所調整，所以在此境內的淮陰故城，就被萬歷《淮安府志》中稱為“山陽淮陰故城”。作為淮安境內最早的建制單位，山陽縣承接過秦漢淮陰故縣（元代劃入山陽縣的淮陰為后設，非秦漢淮陰故縣）的政治延續，故明清時期大量的書籍、文獻、信札、碑刻、書法作品中稱淮安城為“淮陰城”，山陽人則署稱“淮陰”人。出現這樣的現象，正是文人信而好古的性格特征所造成的。也正因如此，造成了如今淮安地名、行政區劃調整后的諸多不變與混亂。特別喜署“淮陰”之名的邊壽民、關天培、邱心如、吳鞠通等人，在如今都變成了今天的淮安市淮陰區人。
    盡管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看淮安歷史，一提到“淮陰”二字就有點亂，會和如今的淮陰有所混淆，但其實這在古代是根本沒有的事兒。乾隆皇帝南巡過淮安時能寫出“漢淮陰是晉山陽”之句，就說明他善于讀書，且除了國家大事也了解地方歷史。

 

《缽池山志》中有對板閘缽池山愛蓮亭的位置記載：“距淮陰城北十五里”，“淮陰”即指今淮安區

    即便過去淮安人都稱呼自己為“淮陰人”，稱呼淮安城為“淮陰城”，但淮安人也并不忌諱在地方志中準確、客觀的記載“淮陰”“山陽”等地名的歷史沿革和地理位置。如萬歷《淮安府志》載：“淮陰故城在治西北四十里”，乾隆《淮安府志》載：“淮陰故城在清河縣東南五里”，光緒《淮安府志》載：“射陽故城在縣（山陽）東南”“山陽故城在治（今淮城）南”“新城故城在治西三十里”等等�；窗矚v史上這些較早的行政建制單位，幾乎都不在今天的行政建制單位駐地。而在封建時期大一統之后，趨于穩定的政治中心，淮安選擇了山陽縣，且這些歷史古城又都在所轄境內，所以最早的“淮陰”，成為了根本和尚古的對象。 
    當然，大多數山陽文人尚古“淮陰”，也有尚古“射陽”的，吳承恩就是其中一個。但那時周邊臨縣地區卻不用“淮陰”之名尚古，他們大都直接用縣名署籍。如咸豐年間《重修文通塔記》碑中落款便署稱“湖北巡撫、清河龔裕撰”。

 

清河縣原為泗州清河軍，南宋咸淳九年（1273）始建縣

    《淮陰金石錄》一書，主要記錄了今淮陰區（即古代清河縣）為主的碑刻，并收錄淮安區部分有“淮陰”字樣碑刻。實際上早在清末時，從淮安走出的國學大師羅振玉就曾編過一本《淮陰金石僅存錄》，但記載均為山陽縣的各類金石碑刻，是研究淮安城碑刻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

 

在民國初年印制的中國全圖上，清河縣所更新名“淮陰”下方還括注“清江浦”字樣，以防更名帶來不便

    除了碑刻、書籍等載體，山陽縣過去的驛站就被定名為“淮陰驛”。同時期，清河縣的驛站定名“清口驛”。由此可見，在明清時期的淮安府或是山陽縣，廣泛使用“淮陰”之名，已經不僅僅只是民間個人行為，這也得到了官署衙門的認可。
    直至持續到民國后，因為“淮陰”地名的重現和錯位，才使得淮安人使用“淮陰”之名的這種習慣有了變化，并逐步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