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同志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貢獻多方面、全方位。比較突出的貢獻就有：婦女解放運動，黨的作風建設，統戰工作，對臺工作，機要工作等等等等。然而她生前還十分關心文史工作，至今尚鮮為人知。
　　任一屆政協主席　開兩次文史會議
　　鄧穎超同志是我們國家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在六屆政協第一次全會閉幕后召開的政協第一次常委會上，鄧穎超同志就建議召開一次全國性的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她要求有關方面的工作人員在三個月內對建國以來的文史工作作一次總結，然后提交第二次常委會議討論。
　　全國政協文史委和文史工作辦公室的同志聽到這一消息后無不感到歡欣鼓舞。大家一致感到鄧穎超同志和周總理一樣，對文史工作都很重視并有一種特殊的關懷之情。
　　鄧穎超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前，已經歷了五屆政協，一共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內只開過三次全國性的文史工作會議。加之十年“文革”，政協已基本停止工作，文史工作更是無人問津。因此，全國性的文史工作會議準備工作就比較艱苦和困難。經過全國文史委工作人員的緊張準備，全國文史工作會議在鄧穎超主席的關心下于1983年9月如期召開。因為原來已開過三次全國性的文史會議，這次會議就排列為第四次全國文史工作會議。
　　鄧穎超主席當時非常關心和重視這個會議。據她的秘書趙煒同志說：大姐不顧自己年事已高，她戴著老花鏡，堅持在自己辦公室仔細閱讀有關文件和會議簡報。大會開幕后，她對全體人員作了十分重要的長篇講話。
　　在她的講話中，不僅完全同意會議提出的“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指導方針，還以“動”和“靜”的辯證關系高度評價了文史資料工作在政協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鄧穎超同志說，政協工作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活動性的工作，根據政協的性質，要協商、要開會、要討論、要作決定。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另一方面是靜態的工作，文史資料工作就是屬于這一類。它需要動腦筋、看東西、思考、研究。這是從形式上來講的。若從效果上看，這又可以發展為活動性的工作，可以擴大統一戰線的對象和統一戰線的影響，發揮對人民、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作用。這兩方面的工作，看來是一“靜”一“動”，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開。這兩部分工作都是政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會代表聽了鄧穎超的這個講話，都感到心頭熱呼呼的，大家也進一步感受到周總理當年倡導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也就更加認識到了從事文史工作的光榮感和責任感。
　　1986年，鄧穎超同志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在革命斗爭年代、特別是長征路上的艱苦拖累，身體已逐步走下坡路�？墒撬�仍未忘掉全國的文史工作。在她的直接關心批準下，又于是年11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五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當時鄧穎超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不能親臨會場，但仍向大會發了賀信。她在賀信里說，社會需要你們，你們也需要社會。你們要在工作中多交朋友，尤其是多交新朋友，同國內各界人士一道，為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這個目標努力奮斗！
　　當鄧穎超主席的這封賀信在大會上宣讀時，會場報以雷鳴般的熱烈掌聲。一年多以后的1988年，鄧穎超同志因病向中央打報告，辭去了全國政協主席一職�？墒�，在她一屆主席任期內開了兩次全國文史工作會議印證了她老人家對文史工作的重視和關懷。全國所有文史工作者都必須牢記心中，努力工作，以開創文史工作更新更好的未來。
　　提筆揮毫　為《張治中回憶錄》作序
　　熱愛祖國、追求真理的張治中將軍從大革命時期就和我黨，和周恩來鄧穎超等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他是國民黨軍界唯一沒有帶兵和共產黨軍隊打過仗的將軍�？谷諔馉巹倮�后，他為國共合作、和平建國曾“三到延安”，被世人稱作“和平將軍”。他曾深得蔣介石的信任，又一直和我黨有著密切聯系。在他最后一次代表國民黨殘余政府與中共在北平談判后，因為國民黨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最后拒絕在和平協議上簽字，他被周恩來誠懇地留了下來參加新中國的建立和經濟建設，1969年因病辭世于北京。
　　張治中將軍的傳奇經歷，豐富的閱歷和追求真理的一生是獨一無二的。他生前就留下了一部自述——《張治中回憶錄》。他逝世時，因為“文革”尚未結束，有關他的回憶錄無法出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在各個領域內撥亂反正。當鄧穎超得知文白先生（張治中字）生前留有這樣一本回憶錄后，便指示由全國政協的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鄧穎超同志在自己繁忙的國事活動中還十分關心這部回憶錄的出版。1983年就抽空為這本書寫了序言。她在其中寫道，“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
　　《張治中回憶錄》這部61萬字巨著的出版，重現了歷史上的許多重要風云人物，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為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等發揮了積極而巨大的作用，首印就超過8萬多冊。2010年又由華文出版社再版。
　　找金沖及談話：寫周恩來要實事求是
　　據著名黨史研究專家、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金沖及同志回憶，1988年3月是周恩來的九十誕辰。鄧穎超同志在閱讀了《周恩來傳（1898～1949）》后，于是年12月5日給中央文獻室的老主任李琦同志和金沖及同志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你們在寫周恩來時，對他既不要頌得過高，也不要貶低，應當實事求是�！�
　　這部書于1989年2月出版后，鄧穎超又于當年4月5日把金沖及同志叫到西花廳，對金沖及說：“我已經聽了（當時鄧穎超同志年事已高，眼睛看書比較吃力，一般由護士許奉生或服務員霍英華讀給她聽）從‘南開學�！�到‘在中共中央工作’這幾節。我的第一印象是覺得這部書是一種創新，文風上也是一種創新。你們花了許多時間收集了大量資料，這樣寫出的傳記不是片面的，而是比較全面的�！碑斔�聽了沙基慘案中沒有寫周恩來遇險情況時，她也很直率地提了意見，說：當時上街游行時，是三個人一排，帝國主義分子的機槍掃射過來后，恩來兩旁的人都中彈身亡，他僥幸得以幸免。這件事可以說明恩來當時是勇敢地站在斗爭的第一線的。希望你們再版時能夠補上。
　　當她聽了1928年她和周恩來聯袂去蘇聯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途中所寫的內容中關于他倆在大連遇險的情況和實際情況有出入時，便很認真地要求寫完整些、準確些，并親自寫了回憶錄《一次遇險和脫險的經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也使得《周恩來傳》更加完整。
　　鄧穎超始終要求文史工作一定要實事求是，既對歷史負責，也對后代負責。這就是鄧穎超同志對我們每一個文史工作者的一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