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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鄉高舍村

2023/12/1 17:21:19    作者:王忠珍    閱讀:5814    評論:0

  我的故鄉高舍村,是美麗的綠草蕩邊的一個村落。六百七十戶人家,三千一百多人口,二千七百多畝耕地。她位于淮安市淮安區涇口鎮東南隅與寶應縣西安豐鎮接壤的綠草蕩西陲。這里是典型的米魚之鄉。由于她瀕臨綠草蕩,有優越的湖蕩水產資源,大大豐富了家鄉人民生產生活內容。這個小小綠草蕩僅僅是里下河地區的一個蓄水囤子,方圓不足百里,在江蘇省地圖上占不到針尖點位置。高舍村是生我養我的地方。以我們王氏家族為主的王、趙、賀、胡、施、史、郝、俞、張、朱、范、楊、汪、侯、潘、吉、盧等姓氏族門被朱明王朝“洪武趕散”從蘇州閶門趕到這兒生息繁衍,已有六百年歷史。對高舍村,我有特殊的鄉土情結。這里曾經有清沏見底的湖蕩綠水;有蘆葦蒲草的芬芳;有雞頭、菱角、荷花的清香;有群鳥集聚的鳴叫........。這些在我的腦海里鐫刻上了永恒的印記。這里的父老鄉親永遠是我的親人。
  我在故鄉高舍村歷經了青、少年時代的美好時光。這里發生過許多故事:有的蒼涼,有的悲傷,更多是令人欣喜。我把這些故事記述下來,傳昭后人。
  舊時代的苦難
  由于百年落后的農耕文化,牢固地桎梏著高舍人民的心。他們只能在為活命而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家日子。舊時代文化落后是高舍人窮困的根源。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文盲率占成人的98%以上。晚清到民國村里能寫信、寫《合婚書》的先生只有朱連科、王立府兩三人,后來有趙永昌、胡玉廣等廖若晨星四五個人。在這幾個人手下讀“私塾”的人也十幾個人而已。所以,春節時,把別人寫好的對聯在自家門上倒貼的,把土地廟門前的“一方都土地,四季保平安”的對聯拿回家貼的笑話傳了幾十年。晚清時,王家有個王永殿的祖兒,是我的祖父輩。他家稍為殷實,有幾十畝水田,又開個碾坊,養上了一兩頭騾、驢,在村里就是上上等村民、“老太爺”班子了。全村99%的人家皆是佃戶,對他惟惟諾諾,說話都不敢大氣兒。有一次村南一個青年走親戚,因穿了一條半舊無補丁的褲子(還是借的),走他家門前被他發現了,他把人家喊到身邊聲色俱厲的問道:“×××,這褲子也是你穿的嗎?”此人一嚇,被迫當場脫下,只穿一個褲衩子,把褲子挾到腋窩下,走到親戚家村頭時才敢重新穿上。村里為一個防火的水龍制修問題和一個北鄉的楊姓銅匠打起了官司,王永殿認為,楊銅匠賺了我們的銅,以廢鐵“鏟頭”充當銅的重量,他從村民手里籌集了打官司的資金后,只身來到了山陽縣衙門,遞狀打官司,最后竟然勝訴,弄得楊姓銅匠家損失了十幾畝地的錢.....。此事被村里傳為佳話,風光了王氏幾代人。因他有一張“鐵嘴”,村里流傳著“寧見山陽縣(縣令),不見王永殿”的歇后語。但此人未做過什么壞事惡事,據說“土匪”經過本村,只要路經他家門前,必先打招呼,求得同意方能通行。
  到了民國時期,村民們政治地位仍是剪了辮子的“窮大農”。頂多家中中堂對聯由原來的《天地君親師》五個字換成《天地國親師》而已。據說一個青皮夏天在我王家一家涼棚里玩耍,把一把紙扇(折扇)丟了,第二天他回到原處找這把紙扇。王家人說:“沒看見您的扇子........”,此人勃然大怒,拍著昨天他喝開水放杯子的大桌子說:“行,你家沒看見,我和這桌子要,”于是扛了桌子拔腿就走。王家再三央求:“您老息息氣,我們賠你扇子!彼@才放下桌子,擺句話:“明天同一時間來取扇子!彼吆,該戶到陳河鎮上賣了三、四升米,為其新買了一把折扇。那是個沒有法紀的時代,老百姓只能逆來順受。
  高舍村是我的養育之村,但由于百年來文化落后、愚昧。少數村民是非不分。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左右的一些“丑事”我也實錄些。以教育后代明事理,從善尚德。
  當時的高舍村,幾乎清一色“蘆花帳”住房,即取材于蘆葦,蒲草建房蓋屋,四墻是蘆葦打的柴笆圍欄,門大多也是蘆葦笆,俗稱“笆門”,屋上是蘆葦、蒲草蓋繕避雨雪。所以高舍村又稱“蘆毛帳”,這綠草蕩,又稱“青紗帳”,除了冬末至三春天,柴蒲草收割光,平時基本上是滿湖蕩的蘆葦蒲草。而成了一些當地土匪罪惡的蒼蠅們隱身作惡的良好處所,他們用木船在蕩里游弋,做壞事。有一次趙姓一個“扎匠”人家,綁“肉票”,從曹甸鎮上把一個地主老婆綁來,當“肉票”贖錢?蓱z這個女人,五十多歲,小腳,大家閨秀,何見過這個場合。趙姓兄弟幾人,把人家弄來后,等對方拿錢贖人,誰知,他們先輪奸了人家后,又在一只水缸中放上幾條蛇,強令這個小腳女人進去蹲下來。再等曹甸這個地主家來贖人時,人早已被折磨死了。這些個別獸性村民罪該萬殺。還有人喪失人性,公開教唆兒子偷盜。有一家兒子要是三天不外出偷盜,父親就絮叨了:“兒子,去偷啊,去搶啊,翻過墻頭就是錢啦,這是個‘熱飯團子’!钡搅1935年左右,幾個地主聯名上訪國民黨淮安公安局,國民黨政府公安局派了剿匪人員正值冬天在蕩灘上捉住了他的兒子。他們就在木船上把他的頭割下示眾.......。
  還有一個地痞惡霸,無惡不作,奸淫婦女,連十幾歲女孩都難免虎口。全莊人氣得牙根發癢,但無人去治他,那時是“禿子打傘”——無發(法)無天。忍到極限時,由一個有識之士暗地籌款,買通北鄉六個殺手,于大年三十晚上撲向他家,活捉了這只“過江龍”,用單被把其頭裹緊,然后用木榔頭把他的狗頭砸個稀巴爛。血水一直飛濺到屋梁上,我母親等人都去看過“熱鬧”,終于除了一霸。
  戰爭年代的洗禮
  從1939年3月,兩淮被日寇侵占后,國民政府江蘇省代主席韓德勤把江蘇省直機關退駐到車橋、蔣橋、大楊舍、曹甸一帶。我們高舍村亦駐上了韓德勤的部隊軍官。1941年3月后,新四軍三師活動于鹽阜地區,廣泛開展地方抗日民主政權的開辟、建立宣傳工作。在1942年至1943年日偽軍在淮安、車橋、陳河瘋狂“掃蕩”,我聯防隊反“掃蕩”,反“清剿”的“拉大鋸”斗爭中,一直到日寇投降后,淮安、車橋、陳河地主武裝還鄉團下鄉清算。我們花巷、高舍聯防隊在和這些頑、偽、匪的革命斗爭中,高舍村人民表現了應有的民族精神和擁護我黨的抗日民主政府的革命精神。
  1943年前后,蘇中新四軍淮寶支隊部分人員進駐本村。老年人多年后回憶說:新四軍人實在好,他們駐到莊上,說話輕聲慢語。開口都是“老鄉,你好!”。和老百姓借了物件,用后即還。晚上要是用你家門板擱鋪,第二天一大早,他為你家把門板上好,還把庭院內內外外打掃得干干凈凈。平時動員我們參軍、參加共產黨,抗日救國。我們高舍村老百姓千方百計幫助新四軍排難解憂。
  當時我們高舍村屬安豐區,只要得到通知,他們都積極主動去安豐鎮聆聽區長杜文白同志的開會宣傳,提高擁護新四軍,八路軍民主抗日的認識。特別是杜文白同志一次在安豐東邊沙莊開群眾大會時,和掃蕩的日偽軍短兵相接,杜區長在沙莊后面急中生智只身跳入一個大茅缸中,用屎草蓋住頭,僅留鼻孔呼吸,全身浸泡在尿屎中,親見日偽軍從茅缸邊走過,邊走邊喊:“杜文白一轉眼‘飛了’,活見鬼,人到哪兒去了呢?”轉悠了幾圈都沒有發現茅缸中的杜區長。日偽軍終于轍了。杜區長逃過一劫。這些真實的傳奇故事,感動鼓舞了高舍村人民的對敵斗爭士氣。
  1943年秋天,一小隊(實際幾個人)日本鬼子,在偽軍的配合下,從車橋圩子里出發經蔣橋一路掃蕩而來到高舍村,想上我們莊。莊上青壯年早已上了木船躲到了綠草蕩里去了。幾個婦女、老頭兒未來得及走,他們首先想到是抽掉進莊的西頭兩道獨木橋,讓鬼子無法進莊。婦女們連忙用鍋底灰把臉涂黑,以防鬼子強奸。后來鬼子在偽軍幫助下,進到莊上,根本找不到聯防隊員。我大伯父王立府放鞭炮(他當時是保長)但鬼子見他穿個長衫,戴著瓜皮帽,覺得“好笑”,于是幾個鬼子把他搬起來摔到河里,見他在水中掙扎求生的樣子,他們在岸上狂笑.....。后來日偽軍捉了幾只雞子就滾回車橋圩子里去了。
  本地聯防隊隊員,如龐洪如、唐文且、賀文英、王忠祥等人,在革命戰爭年代里,和日偽及后來的頑、偽、匪的斗爭中,表現了堅強的革命斗志,不怕犧牲和敵人殊死拼殺。王忠祥1946年土改時,又成了村農會會長。他在配合聯防隊反清剿斗爭中,做出了貢獻。日本投降后,盤踞在淮安、車橋、陳河的國民黨反動頑勢力千方百計想消滅我民主政府的地方武裝聯防隊。陳河、車橋圩子里的敵人下鄉到高舍村,首先總是找王忠祥,因為王忠祥掩護聯防隊員,為聯防隊藏匿武器。但這些壞家伙不認識王忠祥。1945年冬天的一個下午,這些圩子里的敵人又來找王忠祥。有人告密說王忠祥把聯防隊的槍藏起來了。這伙頑匪就在王家轉悠找槍。他們把他的老母立相大媽吊起來打,叫她交待把槍藏到何處了?立相大媽打死也不招槍的去向。誰知鄰居王忠孝的二女兒二虎子告訴這些匪徒“我看見大爺把槍藏在這里呢”。她把這幫壞蛋帶到一個柴草堆邊用手指了指,這二虎時年五歲左右,不知天高地厚。他媽的,眼睜睜的十幾條槍被這幫壞蛋從草堆取走。后來他們又把王忠祥家東蕩灘上兩畝大柴放火燒光。最后在本村七隊趙四家發現一個正在編織柴麻籃的“小兒”,此人就是王忠祥,因他個子矮像個孩子,強令他放船到綠草蕩里找聯防隊。其實一批聯防隊員正是他兩小時前送到綠草蕩灘里固定活動的場所。這批聯防隊員全副武裝。就在這種情況下,趙四這個人有一定的革命覺悟,他始終未說他就是王忠祥。王忠祥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用剛才送聯隊隊員的木船載著這幾個壞蛋向綠草蕩進發,他本想到綠草蕩轉悠一、兩個小時,天黑了,這幫壞蛋自動會撤的。他們懼怕聯防隊從不敢夜晚在高舍活動。剛出村頭,頂頭撞見10隊村民反革命分子范萬同,他指著王忠祥說:“你們在找王忠祥,就是他。聯防隊準是他送到蕩里的!边@下子王忠祥被那些壞蛋拳打腳踢,打了個半死后,還是叫他交待放聯防隊員的地方。王忠祥只好劃著船游弋。這時駐在蕩里的聯防隊員聽到敵人歐打王忠祥的聲音,于是主動出擊,攻打這幫壞蛋,戰斗打響后,從下午打到天黑。我們聯防隊邊打邊向太倉、安豐撤退。后來敵人走了,我們犧牲了一名聯防隊員。這批聯防隊其中有“三如”:高長如、戴長如、龐洪如。犧牲的據說是高長如,他受傷后撤退到太倉一處攔魚籪箔簍中凍死的。這股頑匪把王忠祥帶到淮安國民黨的頑政府“感化院”,做了幾個月的牢,由于國共“雙十”協定迫于壓力,國民黨淮安頑政權終于放了王忠祥回鄉。村里派了民兵,把王忠祥從淮城抬回高舍,渾身長滿了虱子,所受之罪無言以表。到了淮海戰役支前時,王忠祥這個農會長又成“征糧模范”。我親眼見過他家民主政府送他的一面《征糧模范》錦旗。解放后,他沒有一官半職,又無兒無女,成了生產隊“五保戶”!拔母铩睍r,在斗死范萬同(活該)的同時也把他當成叛徒,批斗了一年之久?蓱z的老人不久貧病交加死于家中。而龐洪如、唐文且、賀文英這些聯防隊員相繼當了共產黨的官。龐洪如淮海戰役后,隨大軍渡江南下。后來官至南京化纖廠(部屬)黨委組織部長、廳級。唐文且當了淮安縣物資局副局長,賀文英到洪澤供銷社工作。
  革命戰爭年代,除了王忠祥這樣的不顧個人安危保護聯防隊安全的人外,本村5隊徐學高的父親徐朝言也曾經冒生命危險用小木船護送唐文且下蕩躲避,時稱“躲情況!蔽业母赣H也冒生命之險為聯防隊在我家“鴨欄里”挖坑藏匿過十幾條槍支。
  無論在新四軍、八路軍1940年11月發動的打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曹甸戰役,以及1944年3月粟裕將軍為打擊日寇發起的車橋戰役中,高舍人民耳濡目染了人民軍隊的英雄事跡而感動,而由衷的擁護。
  在戰爭年代里,階級斗爭的殘酷性震撼和激發了高舍老一代人的革命性。例如1943年前后,一支聯防隊在除奸斗爭中,一次活捉了8個反革命分子。聯防隊員在徐學高家西堆邊,先叫這8人挖坑?油诘酱蟀肴松钐,讓他們跳下去試試坑有多深?后來聯防隊員把這8個壞蛋統統倒頭掩埋到坑里,填上土一會兒這8個人就呼乎哀哉了。民兵王忠恒親眼目睹著此事。他說,這八個人像木樁一樣豎在坑里,只見兩腿紫了發黑抖了抖,就不動了。為節省子彈,用活埋的辦法鎮壓了他們。
  活躍于施河區一帶的新四軍留守人員施河區公安員張西同志,在高舍村留有許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爭故事,盡管被一些壞人把張西同志妖魔化,但絕大部分高舍人都是崇敬這位在高舍人民群眾中留有深刻印象的革命者。特別是他在大施河被還鄉團頭子施朝干殺害時對革命事業堅貞不屈的悲壯場面多少年一直激勵著高舍人民斗爭前進的士氣。
  日寇投降后,本村竟有人當了還鄉團員,后被人民政府就地槍決了。
  解放后二十九年溫飽路上的奔波
  從1949年10月建國后,高舍人民見到了光明,當家做了主人。首先每人有二畝土地(蕩田在外)。有了命根子土地,農民在吃飯問題上就有了依靠。民以食為天,衣食住行四大行,首先得以解決溫飽問題。各家中堂對聯由晚清時的《天地君親師》,到民國時的《天地國親師》,換成了《毛主席萬歲》或《共產黨萬歲》五個大字。足以體現了高舍人民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擁戴。在農業生產體制上,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直到1958年底變成人民公社,廢除了鄉、村制而變成公社、大隊、生產隊。高舍人民從1950年至1958年時以及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每年的春夏饑荒,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資助。除三年困難時期外,沒有出現餓死人現象。在春夏饑荒時,在 人民政府供應部分糧食外,自己用各種蔬菜如番瓜、豆角、茄子、荷藕、茨菇、白菜、蘿卜等代食品補饑。高舍人還充分利用綠草蕩的水生資源解決吃飯問題。一是冬春天下蕩捕魚摸蝦,拾螺螺、河蚌,拔野芹充饑。家家都有人下蕩捕捉魚蝦。上世紀五十年代魚蝦特別豐富,不但蕩里有,內田(莊稼地)亦有,秋后,水稻收割后,稻茬子水里小蝦密布,用蝦網捕撈,半天時間都是十幾斤,幾十斤的收獲。我家養著鴨子,特別注重捕小蝦,從稻茬里捕來的小白蝦,就像曬稻子那樣放到打谷場上曬成蝦干子,家中小蝦干子多到用折席囤放。冬天喂鴨,到了春天會生蟲子,于是就把這些蝦干子倒到糞缸里漚肥下小秧用。冬春天村民們用魚蝦、螺螺、河蚌肉當飯吃那是常事。并把小魚蝦加工變著味吃,例如磨魚蝦“坨子”吃;曬螺螺干子。二是利用收割來的蒲草、蘆葦、編織蒲包、折席到北鄉換山芋,蘿卜回來度荒。
  困繞高舍人民糧食生產最大病根是水患這個惡魔。我們在綠草蕩邊是水囤子地區,幾乎年年夏天鬧水災,每年秧苗栽播后,就準備排澇。村里組織幾十部水車集中聯片一個圩子一個圩子的排澇。24小時踩水,剛見到秧苗一陣大雨一下又埋入水中,到處白茫茫一片。那時,一熟漚田,畝單產水稻至多二百多斤。割水稻都是用木船“拿把”(擺放水稻桔桿)。水稻長在水田里都是淹埋在近兩尺深的水里。這產量如何高起來?所以秋收,農民僅落個“秋飽兒”,莊稼收后,不少人家泥門塞戶到北鄉(即仇橋、博里、茭陵等地)去拾山芋,蘿卜,或為其當地人罱河塘淤泥掙點稖頭回家。
  1958年大躍進后,吃公共食堂,開始時因當年收成尚好,食堂有飯吃,各家的鍋灶全部被拆除,不準自家開伙,那時的口號是“鼓足干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背燥埐灰X。加之因上級應大煉鋼鐵之需,各家把原有鐵器,包括鐵鍋全交公了。由于村民們弄不清具體政策,不知以后怎么過?稀里糊涂吃食堂,把家中原來的一點存糧或豆類,怕“共產”都偷偷的吃了。誰知“好景不長”,轉眼三年自然災害來了,臺風、水災,弄的幾乎顆粒無收,糧食成了“寶中之寶”。在1954年發大水時,我們高舍盡管也遭水災,但我們高舍人還是響應政府號召:一是派人帶船到運西白馬湖一帶救災,當年我家老二王忠良即去救過災。二是安置那邊遣散來的災民,每個生產組都有運西片來的老年人。我們莊上有三個老奶奶,一個秋收季節輪流吃住在我們家。盡管我們家也缺糧,但把這些運西來的災民當親人,食宿給予妥善安頓。但是到了1959年,糧食奇缺,我們高舍人和全淮安縣人,有六個月時間每人每天政府僅供應5兩6錢原糧,當時高舍和花巷公社化后合并為一個大隊,叫花巷大隊,糧食都集中在花巷大隊部。村民餓的慘不忍睹。不少老年人因蛋白質缺乏得了浮腫病,我父親也得了浮腫病。青壯年還得想辦法尋找其它能吃的東西,蕩里魚蝦沒有了,就到外地拾蘿卜,山芋渣子、蘿卜纓子、樹皮、蕩里蒲灘上的野芹菜等等,凡能充饑的都拿來吃,這叫度命。有人上安徽逃荒要飯去了。在那個年頭,女人基本都不生孩子了,夜晚村莊里死一般寂靜,沒有兒童頑皮的嘻鬧聲。我們淮安這邊比鄰縣寶應要好多了,因為我們畢竟尚有5兩6錢一天供應糧。寶應縣有六個月無一兩糧給老百姓,所以那個叫徐向東的縣委書記被寶應縣人視為死敵。他老婆在文革時幾乎不曾被寶應人打死(她在蘇北農學院圖書館工作)。一蕩之隔的寶應縣安豐、曹甸鎮災民流浪到我們高舍村這邊,可想而知,我們自己吃不飽肚子,拿什么接濟他們?1959年春天,安豐、曹甸人用船裝來桌椅條臺家具、大水缸等用具和我們家兌換蘿卜、茨菇。沒有人去換他們的物件,上等的紅木大桌子,只要二十斤茨菇就換了。我勸我父親換一張紅木大桌子。因為我家當時還有點茨菇,我父親把我一罵,后說:“我們自己還不知有命無命呢?古語說:荒年‘餅不換頃’(一百畝地為一頃)!1959年春天,蕩南有一家帶著十四歲女孩到高舍村親戚家,請求把他家這個女兒留下,十分凄婉的哀求道:“你們把她留下來,救她一命吧!將來就做你的兒子媳婦!笨蛇@個親戚無情的說:“請你把她帶走,我們還不知是死是活呢?”這就是人性的悲哀,人天生有天使、魔鬼兩面,魔鬼的一面在生死關頭,往往喪失天良,只顧自己求生,不管他人死活。后來對方把女兒帶回家,三天后,這個14歲女孩終于餓死了。這也不足為奇,劉邦被項羽追急了,不是把自己兩個親生女兒拋下車嗎(后被車夫救上車)。1959年深秋,本村五隊陳維年姨娘(安豐人)一天到高舍這邊,不知從哪兒買了一袋稻子,約三十多斤,晚九點鐘左右,讓陳維年用船送她回家,船到我們三隊東頭時,有人聽到有撐船的動靜,立即出動,他們算準肯定有糧食過蕩,當時糧食是禁止流通的。莊上五個人,即去尋找撐船人,一看是五隊陳維年和他姨娘,其時陳急中生智,把那一袋糧食已扔下水了,他想等人走了再來撈之。誰知這五個人隨即打撈起那袋稻子,上岸后就平分了。這種行為就是“人吃人”。那三十多斤稻子人家買回家,也許能救活一家人性命......。當年安豐、曹甸那邊餓死人的現象比比皆是。為了活命骨肉親情蕩然無存。有人拋下小孩自己上安徽逃荒,幾個月后回家,只見家中餓死的小孩都爬到門口,孩子的頭顱被老鼠啃噬的像禿瘡。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這個莊上病餓而死的除了我的父親外還有王善學、王忠玉、楊二爺、楊大年、王忠愛等。
  過了荒年有熟年,三年困難時期給高舍人的肉體傷痕,精神創傷終于過去了。到1962年以后,農業生產逐漸得以恢復,1965年涇口公社黨委帶領涇口人民進行破天荒的“漚改旱”農田革命工作,決心改只種水稻的一熟漚田為稻麥兩熟。徹底讓涇口人民在解決溫飽問題上變革翻身。在公社黨委張寶鼎書記的力主下,花近七年時間,完成了“漚改旱”的水利配套建設。高舍人民得到福祉:在張寶鼎書記的親自指揮下,調動全鄉6個村勞動力,從安豐鎮的太倉渡船口沿涇口的東宥,宥城,高舍三個大隊的綠草蕩邊圍欄筑堤15華里,直達施河鄉岔北村止。徹底擋住綠草蕩里的湖水,征服了這個作惡百年的水魔。高舍人受益最大,開辟了六百多畝的沿高舍村各村莊周圍的內圩原不毛之地的蕩田栽茨菇、植荷藕,開挖魚池等等。而且確保了原有的農田稻麥兩季,旱澇無憂。高舍人無不感謝共產黨的好干部張寶鼎同志。
  但是由于大集體高度集中的生產體制的束縛,始終壓抑著公社社員的生產積極性,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人們仍然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二十九年中,高舍人一直在為溫飽犯愁,在溫飽路上掙扎奔勞。這個“窮”字像扎了根的魔鬼纏住高舍人。大部分社員一年到頭,一天不息的在生產隊種田掙工分,所獲得的經濟收入,往往仍不夠當年的口糧錢。至少半數人家口糧要賣到蔣橋糧站,再吃“返銷糧”,這叫“缺糧戶”,每10天用貨幣再到蔣橋糧站買回口糧。有專門的糧食供應本,俗稱“糧折子”,把“缺糧戶”直至第二年夏季每月供應多少糧食記錄在“糧折”上,蔣橋糧站憑證供應。一月原糧(不是成品糧)30斤左右,每月允許買三次,每旬一次,怕你家不會過日子,要細水長流。如果勞動力多且壯的人家,工分錢夠口糧錢的戶叫“余糧戶”,這口糧不賣到糧站,囤積在生產隊庫房里,也是10天稱一次糧給你。最好的生產隊,一個勞日(即10分工)價值1元左右,一般的僅值幾毛錢。高舍三隊賀其英,屬于女強人,身強力壯,拼死命干活,有一年工分錢不僅解決了口糧錢,而且還“分紅”得了60元,這下子成了公社勞模,當年有幸參加了全公社秋后三級干部大會。這“缺糧戶”,買“返銷糧”的貸幣從何而來?一是小孩多的人家,在家偷搞點副業:如打草簾、織蒲包到蔣橋供銷社賣,得到的錢去買口糧。當年搞副業屬搞資本主義,要被“割尾巴”處罰的。我家1970年春天,家屬在家打折席,被大隊書記賀壽山派幾個人來兇神惡煞的把柴篾子全部沒收運走。我在七十年代入黨時,涇口公社副主任林德廣屬公社黨委支部成員,他就聲明說:“王忠珍家屬在家搞織蒲包,打折席的資本主義活動,我只能投他的反對票!边有人家無法進行這些偷偷的資本主義活動,只好用“脫褲子”的辦法買回返銷糧:即先借錢買五天左右的口糧到“黑市”上賣掉,用這個賣糧錢再去把剩余的5天口糧買回家吃,這樣一來,他家的口糧本來就少(僅原糧一人一斤一天),被賣掉5天的糧食,當然他家糧食就遠遠不夠吃的了,就要有幾天挨餓,或東借西挪點糧食,弄其他副食品充饑。這“饑餓”二字成了高舍人的病痛,成了高舍人肉跳心驚的字眼。多少人餓出胃病來,如我家鄰居楊桂財,王善志、王善佐、楊四媽等人,他們都得了胃潰瘍,王善佐四十多歲胃潰瘍大出血死了。楊桂才、王善志六十歲前后皆發展成胃癌而病故。我的緊鄰王善志一家幾代人未能解決溫飽問題,從祖父開始即討過飯。當年他家十七八歲的大女兒冬天僅穿個大褲頭在家打草簾,沒長褲子穿。至于村里小青年談對象,難上加難,談了親事娶了老婆所借債務,等到生了兒子或女兒十多歲了尚未還清。當年雖說也就“六對布、七十二元禮金......”低的是“四對布、六十元禮金”,就這六七十元禮金對于當年的高舍人來說那是天文數字啊。后來發展到女方要“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加收音機。手表鐘山牌30元一只的也可以)。所以,有的人家在無可奈何的囧況下,采取“換親”辦法解決兒女婚姻大事。即男女雙方家各出一名女孩,到對方家為媳婦。這樣一來,也就不講究年齡、人品、家庭經濟狀況等條件了。有的男孩比女孩大十頭八歲的亦為常事。就這換親演繹了多少人間悲劇。我家所在生產隊就有兩家都是“換親”娶的兒媳。至于高舍人的住房,幾十年多數人家還是老樣子,就是就地取材,離不開湖蕩里的柴蒲,繕屋絕大多數是蒲柴。再打柴笆圍墻護雨。夏天極少數人家有蚊帳。我們三隊近四十戶人家只有我二伯母家有一頂蚊帳。其余人家都是用蒲棒頭曬干晚上點燃驅蚊。冬天穿蒲鞋,“毛窩子”,都是取材于綠草蕩,“毛窩子”是用蘆花搓成繩子編織的棉鞋,冬天挺保暖的,我們都穿過。至于小孩衣服:“老大新,老二舊,補補連連給老三”,成年人也沒有人不穿補丁衣服的。當年高舍人家婚喪喜慶活動互出禮金從五十年代的5毛錢一個畫軸(俗稱條子),到六十年代一元、兩元禮金,最多的禮金五元。過年小孩壓歲錢由5分錢到2角錢,最多的6角。春節供銷社供應年關東西也就是幾兩油,幾兩糖等。所有東西都憑票證供應,如布票、糧票。1960年布票每人一尺六寸。洗衣服沒有肥皂。洗被只好淋草木灰水洗。
  春風喚醒了高舍村
  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家改革開放了。農村響起了春雷,高舍人迎來了春天。春風終于喚醒了高舍村,這個676戶人家,由于分田到戶,解決了幾千年來的農民的根本利益:土地問題。他們第二次分得了土地(土改為第一次),雖然國有土地性質不變,但他們有自主經營權。種田積極性得到最大的激發。農民再次從田野里看到了希望。再也不吃“返銷糧”了,再也不會“餓肚子”了。到了上世紀八十代年以后,特別是九十年代后,隨著全國改革開放的形勢大發展,高舍人坐不住了,他們緊跟時代步伐,青壯年踴入到大城市“打工掙錢”的大潮中去了。有的成了時代的弄潮兒。都成為新時代的“農民工”。他們掙了大把鈔票,溫飽問題已成為歷史的記憶!跋蕊枩睾笾獦s辱”。有了錢,就要在“榮辱”二字上做文章。首先是起房蓋屋徹底改變高舍村人民的住房面貌。一幢幢磚瓦房,兩層小樓房拔地而起,還有40%的戶不滿足在當地建房而就勢在蘇、錫、常、滬、寧、“兩淮”等地買房而居。成為城市里的市民。這是高舍人做夢也不曾夢到過情況。
  在榮辱問題上最大的就是子女讀書求學。提高高舍人文化素質這是根本之本。當年高舍人因不識字一些文書契約,只能在姓名下方畫十字或按手印。從當初的一九五零年時高舍村第一所《淮安縣管圩初級小學》誕生時,高舍村子女可以到洋學堂讀書了。當年從《管圩初小》后又能讀到高小的有施孝才、賀壽高、王忠志、汪國文等人。到了1977年后,多少子女隨著國家大學中;謴驼猩鴳\而升。高舍村在改革開放前也就5個在部隊提干而轉業地方工作的有“名望”的人。如胡維吾、胡維漢兄弟、陳洪清、朱永高(軍醫)、王善福。到國家大學、中;謴驼猩,讀書考學就成為高舍后生們唯一進取的搖籃。繼五隊工農兵大學生朱秀花后,三隊王忠珍,1980年參加了江蘇省鄉鎮農技員的招干考試,被錄用到淮安縣多種經營管理局成為淮安縣首批國家公務員之一。緊接著十六隊的汪國和兩個兒子相繼考取醫科大學,其長子現在在楊州某制藥廠工作,二兒子汪一兵現在淮安區車橋地區醫院副院長。七隊賀壽高兒子賀箭畢業于武漢地質大學,現供職于淮安鹽化廠;十隊吉和致兒子吉鳳山畢業于江蘇省文化學校,現供職于淮安區文化館館長,為淮安區政協委員。吉鳳山三十多歲后,在書法、戲劇創作上在江蘇省嶄露頭角,頗有名氣。戲劇作品《咋就這么想》入選“中華頌”第六屆全國小戲小品曲藝大展,參加了央視星光梅地亞影視基地現場決賽,獲得了編劇銀獎。同時《吉鳳山劇稿》已由江蘇鳳凰文化出版社出版。吉鳳山現為淮安區戲劇家協會主席,書法協會副主席、江蘇省書法協會會員。這綠草蕩里飛出的金鳳凰是高舍人的驕傲,更是高舍人文化整體素質突飛猛進的強有力的佐證。高舍村現在是人才輩出,高舍的田野里散發著希望的曙光。十六隊楊桂年的兒子楊大章,高中畢業后,自謀職業,自闖天下,成為時代佼佼者。41歲的他現為國內富士康集團副總裁,鄭州市富士康分部經理,年薪百萬元之巨。三隊王善才兒子王國標醫學校畢業后,現為淮安區席橋醫院副院長。同樣是高舍三隊王忠煥、王忠珍兄弟兩人拼命為子女讀書進取而努力。王忠煥三個子女學校畢業后,大兒子下海經商,經營房地產,成為高舍村首富。二兒子和女兒相繼成為淮安區政府鄉科級干部。王忠珍有四個子女在1990年后都獲得了國家統配的學歷文憑,F在有的是國家公務員,有的是事業單位國家工作人員。他們兄弟二人皆有第三代在國外讀名牌大學了。高舍三隊的楊婷婷祖宗八代文盲,憑借天資從小學到初高中,全靠學校獎學金扶持讀書,逆襲進取,二零一六年考進南京航天航空大學,這是國家一流大學。所有這些在高舍村都是破天荒的驚天新聞。
高舍人衣食住行和改革開放前比,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過去缺衣無衣,現在衣架上衣服多到不知穿哪件合身;
  民以食為天,現在的食物品種多樣化營養化。過去請客吃上“七規頭”就是大規矩,老規矩。所謂“七規頭”就是席面上保證供應七樣菜:魚、肉、雜燴、坨子,豆腐羹、這五樣為主菜,再配上白菜燒百葉等一兩樣,湊齊七個品種,加上湯。這就是當年高舍人的“滿漢全席”了。還得說清:坨子是定數的每人只能吃三只,不可多吃,主家是數好的,你多吃一個,別人(8人一桌)勢必少一個。這紅燒肉,表面看一大碗,甚至還帶個“饅頭尖”,其實就面上幾塊肉而已,下面全是蘿卜或茨菇墊底撐著呢。肉在當年十分精貴,不可能讓你吃個夠。
  現在高舍村老百姓辦事,都是請幫辦廚師上門服務,只要你講好一桌幾百元后,幫辦為你辦得準叫你滿意。桌上七碗八碟排擺得菜盤無法存放摞起來擺。什么天上飛的(野雞、野鴨),地上爬的(螃蟹、甲魚等),水里游的(龍蝦、大蝦、黃鱔、桂魚等),應有盡有,琳瑯滿目,冷盤、熱菜、炒的、燜的,叫你說不上名來。我參加過多次農家宴,這宴席至少有二三十樣菜。這是高舍人今日的“滿漢全席”。
  住房條件和過去比,那是天壤之別。過去的茅草房沒有了,代之的是青亮亮的磚瓦房、樓房。房間里有空調、電視、冰箱,城里人有的家庭設施,高舍人也有。而且我們的住家空氣新鮮,鮮魚鮮蝦鮮菜,綠色環保,住的舒心,吃的開心,事事稱心。你城里人又有那幾樣比我高舍人好呢?村里建起了省級標準化衛生室,有老年活動場所,早晚亦有跳廣場舞的百多人跳舞隊員。村里裝配了410盞路燈,高舍村這個綠草蕩邊的過去荒涼的村莊也像城里一樣,夜晚亮起了電燈光。
  再說行:小汽車在高舍村已不足為奇了。600多戶人家,到2017年擁有小汽車的有300多戶,占總戶數的50%。如三隊王國富祖代窮得叮當響,現在人家回家祭祖、過春節開的是寶馬車,抽的軟中華。王忠煥一家四個子女擁有小汽車8輛,還是奔弛、寶馬這類上檔次的小車。
  這些“換了人間”大變遷,全是共產黨、毛主席創業帶來的,是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重經濟,惠民生,從嚴治黨,鐵腕反腐”帶領中國人民其中包括我們的數億農民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艱苦奮斗帶來的。
  高舍村人民從1999年在村支部書記王標同志帶領下,在奔小康路上正在和繼續在譜寫著新的篇章。
  高舍人懂得感恩。村里60歲以上老人只要聚到一起拉家常,三句話一說就說到當今社會:“共產黨好啊。哪朝哪代見過農民種田政府不收稅,相反的還補助農民種田,先是糧食直補,現在又是土地經營保護費,桔桿還田也補貼25元一畝......!
  “又有哪朝哪代60歲以上農民享受政府生活補助,每月125元,80歲到90歲又分別加到175到225元。這些天大的好事只有共產黨的人民政府做到......。我們全享的共產黨的福啊!
End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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